晨报记者 周凯

　　面对从沿海向内陆蔓延的 “用工荒”，东西部城市打响了对农民工的争夺战：一方面是绍兴等沿海城市高薪延揽，另一方面则是重庆等西部城市政企联手截留。

　　争夺之焦灼并非没有原因，以农民工为主力的低端服务业维系着城市血脉的畅通。 “用工荒”乍现威力，城市居民就感受到了家政、装修、快递的紧俏。多付点薪水倒也罢了，市民最担心的是，以后会不会每天都像春节的快递行业那样，花钱都买不到亟需的服务。

　　如此语境之下，争夺已有的农民工存量资源，几乎是城市管理者的本能。却未必是长久之计。 “用工荒”究其根源，还是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 “人口红利”消失有很大关联，这个趋势可以预见且难以避免。近3年，农民工后备力量已经减少了2000万人，2015年之后供需矛盾可能会更加突出。

　　对于农民来说，外出打工也越来越缺乏“比较优势”。尤其是年初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势必引发连锁效应：中央1号文件强化水利建设，每年投入600亿到800亿元，各地纷纷调动经济杠杆鼓励农民参与；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十项举措扶持粮食生产，几乎每一项都精确到每亩补贴多少钱。 “要不要到城市里打工？ ”农民心里自然有个小算盘，好好算算自己的“机会成本”。

　　相反，通胀压力导致城市生活成本高企。所谓“高薪延揽”增加的几百元，或许难以对农民工形成足够的吸引力。更何况，对生活的追求，幸福感才是根本。与“扛着蛇皮袋”的父辈相比较，“提着拉杆箱”的新一代农民工是否愿意继续在军事化管理的工厂里耗费青春，是令人存疑的命题。

　　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与其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事倍功半地 “争抢”本已稀缺的农民工，不如转换思路，从城市的内部挖掘劳动力潜力。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服务业已然打破对年龄和用工时间的限制。白发司机、老年门童凭借对城市的阅历，兢兢业业地工作；崇尚自由的青年人也许没有一份长期工作，但靠各种零工仍然能够体面地生活；勤工俭学的大学生，靠照顾小孩或者老人，可以维持一个学期的生活费。

　　而在中国，本地市民介入服务业远没有形成气候。这固然与传统的观念有关，但如果城市管理者在政策上予以创新和推动，再加之人力成本上扬这一必然趋势，劳动力向新领域的流动应属水到渠成。

　　此外，一些国家雇佣“外劳”的经验，也未尝不可借鉴。本报上个月曾报道，月薪3500元人民币左右的菲佣已悄然入沪，稍许弥补了高端家政行业的不足。但她们“擦边球”式的工作签证，使其难以形成气候。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是否可以制度创新，允许菲律宾、越南甚至非洲国家的“外劳”试点先行？

　　不争，并不表示无为。从内外两个渠道开源，服务业的劳动力供给应不致枯竭。或许，我们也会有那一天，本地市民、外地农民工、外籍劳工，都可以在服务业实现共存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