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

　　人类认识世界，无论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是一个漫长而无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知识，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观念和理论。稍有哲学常识的人都明白，这些知识、观念和理论绝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谬误，有的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的。即使至今仍被认为无懈可击的，至多也只是相对真理，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保持其正确性。如果没有人对它们提出怀疑和挑战，是不会进步和完善的。怀疑不一定正确，但排除怀疑的过程却必不可少：如果怀疑被证明为错误，实际上是巩固了原来的知识、观念或理论；反之，如果怀疑被证实为正确，那就意味着原来的知识、观念或理论存在局部或整体的谬误，或者需要修正或完善，或者必须完全否定或清除。无论如何，这为新的知识、观念或理论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我们称某一真理为“颠扑不破”或“战无不胜”，就表明它不害怕被怀疑、经得起怀疑，并且能在不断的怀疑中坚持其主体部分，同时在局部得到经常性的修正与完善。任何不允许怀疑的事物，并不能表明它的正确，恰恰显示了它的虚弱。实际上连它的持有者和拥护者心里都明白，它是经不起怀疑的，更害怕受到挑战。

　　创新的途径很多，但无非两个方面：一是否定或破坏旧有的，一是在空白上建立新的。前者不能完全脱离旧有的，后者却能凭空产生崭新的。所谓凭空，并非没有实际基础，或者不符合客观条件，只是人们此前尚未认识或拥有。这就需要想象，想象力越丰富越好。想象力可以来自个人的天赋和灵感，也可以出于对被当作天经地义的规律或真理的突破或颠覆。多数想象一时无法成为现实，甚至永远无法证实。但在想象和求证的过程中却形成了大量新的成果。一部分想象纯属胡思乱想，或者被证实为谬误。但只要有一小部分想象产生效果，就能带来人类社会的飞跃。模仿只能形成量的增加，是一时的捷径或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却只能永远跟在创新者的后面，更不会形成质的变化。实验或实践也是创新的途径，但如果不与想象结合，就只能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新发现往往是成千上万次实验的结果，或者要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甚至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才能被证实。何况很多自然现象或客观规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还无法通过实践去发现或验证。

　　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的政治权威名存实亡，天下分裂，战乱不断。当时生产力低下，技术落后，却是百家争鸣，群星灿烂，不仅是学术思想史上少有的辉煌篇章，也是科学技术史上的黄金年代。由于不存在一个公认的学术权威，也没有一位足以掌控全局的君主，各种学派的代表人物都随时会面临其他学派或本派内部的质疑和挑战，而只要不介入政治斗争或行政体系，士人可以享受充分的思想自由，他们的想象力也特别丰富。庄子“一尺之棰，日截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并不需要物质可无限分割的实验，而是出于简单的逻辑推理。邹衍提出了“大九州”学说，认为天下由九个互不相连、为大海所包围的大州构成，中国的九州只占其中的八十一分之一。邹衍的足迹从未离开中原，他的学说纯粹出于想象，却最接近地球上有七大洲的事实。而当儒家经典被专制集权统治者禁止怀疑后，在黄河正源已被发现时，乾隆皇帝还规定必须坚持《禹贡》中的说法——黄河上游先潜入地下，到积石山后再流出地面。

　　要说今天创新的障碍在哪里，可以找到多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根本性的障碍，就在于我们的科研和教学中非但不鼓励怀疑和想象，还限制甚至禁止怀疑，阻碍甚至扼杀想象。无论是基础教育、家庭教育、高等教育、社会风尚、伦理道德、行政制度、科研政策、学术氛围大多不利于怀疑和想象，近年来的学术腐败和学风不正，更助长了模仿、复制甚至抄袭、剽窃。急功近利的论文竞赛、排名竞争和“山寨文化”，更与创新南辕北辙。

　　在政治生活、行政管理和社会运作中自然不能滥用怀疑，或者更多需要相信。但在科学研究、学术活动和教育教学中需要充分的思想自由，必须允许并鼓励怀疑。“学术无禁区”自然是对的，但不设置禁区不会自然导致创新，鼓励怀疑和想象才是创新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