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8年2月，在巴黎旺多姆广场附近的公寓里，相貌庄严的医学博士梅斯梅尔安置好他的第一个橡木桶。在维也纳，他的新方法遭到医学部的反对，梅博士希望巴黎能够接纳他，因为在十八世纪，巴黎是“奇观神迹的云集之地”。巴黎人乐于传播奇迹，在尚未亲眼看到之前就贡献热忱，一旦目睹，则立即成为信徒。

　　医治设备的主体是橡木桶。桶里是装满铁屑和催眠液的瓶子，瓶子像轮轴那样依次排放。病人围橡木桶坐一圈，把铁棒放在生病的身体部位上——铁棒能够传输桶内磁液（一种更像是比喻的医学专用名词）的治愈力量。病人沿着绳子围坐成圆圈是有道理的，因为绳子本身可以传导磁力，再加上病人手指勾连，半导体就变成全导体。

　　室内铺陈厚厚的地毯，墙壁装饰天文星相图案，房间隔音极好，光线通过巧妙安排的镜子来回折射，落在病人身上，促使他不断感受到“磁液”在体内流动。还有音乐，管乐器、羽管键琴、还有玻璃碗琴。轻柔的音乐亦可增强磁液的渗透能力。

　　有些病人很快崩溃，倒在地上抽搐，助手就会把他送入危象室。博士穿着紫色塔夫绸长袍，用威严的手、眼神和磁力棒将“磁液”输入病人体内。几百名法国病人详细描述过这神奇的体验，充斥着“灵魂”、“领悟”这类字眼，但实际上没人能说得清楚究竟是何遭遇。

　　梅博士开启一段历时将近十年之久的“催眠术运动”时尚，其极盛期大约在1779年到1785年之间。当其时，巴黎的男女老少对催眠术大师趋之如鹜，与催眠术活动有关的报道、辩论、小调、打油诗、漫画在报刊上占据最多篇幅，各种宣传手册在人群里传播，人们狂热地追随催眠术倡导者。反对者在剧场和报纸上讽刺挖苦，连警察厅都派出人员对这种活动深入调查，可催眠术运动有法国王后做奥援，继续发扬光大。

　　罗伯特·达恩顿在他的《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书内对此历史风尚做出详尽的描述和分析。写作这样一本书的目的，达恩顿在书内是这样说的：“对催眠术的巨大兴趣，为我们理解大革命前夕受过教育的法国人的心态提供一些线索。”

　　人们日益发现，历史其实是由无数人的心理和行为造就的。当代历史学家野心勃勃，他们想要穿过历史，窥测古代人的生活，甚至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半个多世纪以来，一大批研究著作问世，告诉读者生活在另一个业已消失的时代的普通人，他们看到什么、他们听到什么、他们喜欢阅读怎样的书籍、热衷于讨论哪些问题，甚至是他们在想些什么。

　　这些著作广泛挖掘素材。法官或是警察厅暗探的报告，书贩的日记账本，粗俗的市井文学（故事、段子、歌谣），各种图像学证据（从昂贵的高级油画到低劣的街头印刷漫画）。历史学因而变得更加生动而充满想象空间。

　　但研究心态史的历史学叙事很容易掉入另一个陷阱。达恩顿在他的另一本文集《拉莫莱特之吻》中曾这样半似赞扬半带暗讽地提到寇布的历史写作——理查德·寇布是牛津的历史学教授，他在法国档案馆浩如烟海的卷宗里挖掘人性众生相，将视野投向罪犯、妓女和疯子这类偏离人性常规的城市生活群体，写出一系列有关法国大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心态史著作。达恩顿说：“凭着选择性地使用这些人物故事，他的历史就像印象主义绘画一样五彩斑斓。”

　　当历史学家选择性地使用素材，往往会导致印象派式的结论。当代历史写作得以从广阔的素材范围内寻找史实证据：考古学、人类学、历史语言学、文学典籍和民间口述作品、图像学……学者们抓住些微踪迹构建理论。方法虽然令人耳目一新，但在罗伯特·达恩顿看来，贸然得出的结论往往有点可疑。

　　这写作方法在今天确实很时髦（我们自己也曾调戏式地写过一些有关色情史的文章），它多少与出版业的新分类方式——“fiction / non-fiction”有关。它以“五彩斑斓”的叙事来迎合人们关于“真实比小说更精彩”的心理预设，从而在图书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它甚至试图从写作困境里突围，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传统敌对者“电影电视”合作，当Marc Ferro在法国成功地提出“电影与历史”这一主题时，当BBC和其他各种历史频道不断拍摄出仿真历史镜头时，当历史学者不断在晚间电视的次黄金时段讲述各种历史趣闻时，历史写作似乎为自己开辟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它为当代读者营造出充满想象图景的“怀旧”（nostalgia，《怀旧的未来》）空间。

　　对于这路历史写作，罗伯特·达恩顿的批评角度与其说出自历史学家书斋学者式的高傲，不如说来自于他的文体意识，这与他自己的写作和学术阅历有关。在从事法国文化史研究和写作之前，达恩顿为《纽约时报》担纲过专访警察局的报道记者，“每篇报道都要按一个十二岁女孩的阅读水平来写”。甚至最初在新泽西州出道当记者时，他就体会到“新闻并不等于发生过的事，而是记者根据发生过的事写出来的故事”——当他回到历史学书斋时，这一“叙述学自觉意识”始终萦绕在他的思考和写作里。

　　他本人同样是上述“nonfiction”历史写作模式的得益者。他为《纽约时报》撰稿，他假定自己为受过良好教育、对历史充满好奇心的普通读者叙述历史，他切入历史的角度独特新奇而饶有趣味：一群追杀家猫的印刷作坊学徒工（《屠猫记》），一堆违法色情书刊和它们的印刷出版商（《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几个“神医”和成千上万信徒（《催眠术》）。他明白只有被叙述的历史才是历史——而叙述不得不“得体合辙”（即合乎出版传媒的游戏规则，能够让读者产生兴趣），但正因为他深谙叙述之道，所以才对浮光掠影轻易武断的历史写作怀有疑虑。

　　《催眠术》一书，读者可以视为罗伯特·达恩顿提倡的、既讲究叙述之道又坚持精确性的学术写作方法的示范作品。它关注细节和场景，有时近乎现场报道，但它从不贸然由特例推导出结论，翻遍巴黎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各地的市立图书馆，以大量文献为基础作出统计式的判断。

　　正因如此，罗伯特·达恩顿的故事既散发着往昔事件人间喜剧般的叙述魅力，又揭露出大历史背景下社会心态与人物心理的演化逻辑。少数篇章我们今日读来亦有警醒之效。

　　在“催眠术的激进特征”一章里，达恩顿为读者描述这近乎“江湖神医”的花样何以与启蒙运动后民众和知识分子中的激进观念相融合的过程：催眠术受到科学院、皇家医药学会、大学医药部这些官方学术机构的冷落。像布里索和马拉这样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和半吊子科学家在催眠术的遭遇上看到自己的命运，他们把官方学术机构的冷遇夸大为歧视和压迫（何况巴黎的警察局还真的派人调查起催眠术地下活动），他们的个人怨恨和由此生发的政治激进主义令他们迅速汇合到催眠术运动中，把催眠术视为一项与反抗专制制度的斗争完美结合的崭新事业，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更何况催眠术本身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达恩顿详细地描述催眠术如何在这些激进知识分子的合作下，凭借看似科学的推理形式将身体健康与道德生活联结到一起，使抽象的激进政治观念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法国普通人面前变得鲜活起来，使催眠术运动变成对“旧制度”的公开指控，使那个制度彻底失去人们的支持。

　　罗伯特·达恩顿曾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里论述过色情地下书刊如何与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书”联系到一起。在这本有关催眠术运动的著作中，达恩顿再次为我们揭示出社会历史和世俗生活的逻辑如何会把一种看似不相干的时尚风俗演绎成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的过程。也再一次让读者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当我们以为古代人与我们对一件事会有同样的看法时，我们犯下一个错误，当我们以为他们的想法与我们不会相同的时候，我们又会犯下另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