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学术造假现一声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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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日前发布通告，正式撤销西安交通大学原教授李连生等200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决定，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
这是中国首次因学术造假撤销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这一举措捍卫了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严肃性。在获悉这一消息后，曾连续几年对李连生涉嫌学术造假行为进行实名举报的西安交大6位老教授表示，此举显示了国家对打击学术造假的态度和决心，对于净化学术空气具有积极意义。
打击学术造假动真格
2011年2月，科技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发布通告，经调查核实，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奖项目“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的推荐材料中存在代表著作严重抄袭和经济效益数据不实的问题。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第二十一条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核同意，并经国务院批准，决定撤销“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项目所获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
老教授陈永江：给母校身上毒瘤开刀 以免养痈成患
“这真是新年的一声春雷，非常鼓舞人心，弘扬了正气，对学术造假行为是有力的打击和震慑，对于那些心存侥幸、企图在学术上弄虚作假的人则注入了一剂清醒剂，对他们进行了及时的教育。”几年来，83岁的陈永江副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详细记录了他们举报李连生等人学术造假的全部过程。
说起举报过程中遭遇的种种困难，陈永江副教授仍然非常激动：“我们之所以坚持举报，目的在于给母校身上的毒瘤开刀，以免养痈成患、毒害一代代青年教师和莘莘学子。我想向青年教师、科研人员提出一点建议，要把更多精力投入科研和教学，靠弄虚作假的做法不会长久，不会真正取得学术成果。”
“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经过几年的举报，终于获得了事情的真相，回归到原本。科技部的决定是严肃和认真的，不仅捍卫了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严肃性，也对净化学术空气起到了应有的警示作用。”杨绍侃教授说。
还在外地的郁永章教授听说了这个消息后也十分兴奋。他说：“科技部撤销了李连生等人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坚持了正确的原则，国家科技奖就是应该奖励那些真正的科技成果，不能让弄虚作假者蒙混过关。”
西安交大对科技部撤销奖项表示欢迎
记者2月10日从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了解到，对于科技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撤销李连生等200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决定，西安交大表示欢迎，并称这是学校主动向科技部提出撤销该奖项的申请后，科技部经过严格程序认真作出的正确决定。学校始终坚持严谨治学的传统，并将以此为契机，把自2010年以来开展的“师德学风建设活动”进一步推向深入。
新闻调查
六位老教授拍案而起实名“打假”
申报课题压根儿没研究过
2007年年底，西安交大退休教授杨绍侃看到一个教育部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的公示，报奖者是李连生等人，项目是“往复式压缩机理论及其系统的理论研究、关键技术及系列产品开发”。公示信息让他惊讶，因为李连生根本没有从事过他所申报课题的研究。
杨绍侃找到几位老同事商讨，包括郁永章教授、陈永江副教授、林槑教授、冯全科教授和屈宗长教授。他们都是我国压缩机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当时其中4人已退休，冯全科和屈宗长在职。
这6人中，陈永江副教授是李连生博士生导师的老师，郁永章教授是李连生硕士、博士期间的指导老师。郁永章教授说，李连生在读硕士和博士期间，都是研究涡旋压缩机的。
他们在李连生等人的报奖推荐书中发现大量弄虚作假的内容，便向校领导口头反映了这一情况。陈永江说，西交大的压缩机专业是中国的首创，1957年成立压缩机教研室，郁永章是元老之一，下来就是他、杨绍侃老师，接下来是屈宗长老师和冯全科老师。“我们这几位老人，遵循认认真真、有什么说什么的原则，一看报奖材料都火了！毁了我们压缩机专业好不容易挣来的声誉怎么办？你这种材料，把什么都说成你的，人家告了我们怎么办？如果这种风气不刹住，专业声誉怎么办？年轻教师、学生怎么办？”
将他人成果任意窃为己用
6位老教授一致认为，项目申报人是在将他人成果任意为其所用，如把上海压缩机厂1965年的大型机身整体铸造技术，说成是他开发的；沈阳气体压缩机厂(现归沈阳鼓风(集团)有限公司)研究者申报的“4M50型压缩机研制”项目在1998年就已经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但这型压缩机却成为李连生等人申报奖项的主要成果。除此之外，他们认为申报材料中许多关键理论和技术中所谓的数值模拟计算方法都是国内许多人采用的常用方法。
在详细审阅申报资料后，2008年初，几位老教授向学校提交了针对李连生所报奖项的书面意见。
此后，他们向西安交大党委、纪委等多个部门同时发出公开举报信，举报李连生等报奖造假。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接到学校科研处通知，李连生等人的一等奖申报材料已从教育部撤回。
从亏损企业开出效益证明充当获奖材料
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还发现李连生获得的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及2005年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经济效益的证明材料上也存在诸多问题。
6位举报人从学校查阅了李连生等人获得陕西省一等奖的报奖书，从报奖书中看到，开发成果及效益证明主要来自于西安泰德压缩机有限公司。
泰德公司是1998年由陕西省计委立项成立的企业，专门用于开发涡旋压缩机，其中，西安交大李连生等人的技术成果作价400万元入股。
2003年，李连生凭借《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项目，申报并获得“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在该项目的陕西省科技技术奖推荐书中，应用证明一栏注明：“2001年度新增产值(产量)599万元，2002年度新增产值(产量)1250万元，2003年度新增产值(产量)4092万元。”
而事实是，2001年，泰德公司开始生产销售，当年实际产值468万元，营业额96万元，亏损148万元；2002年产值、营业额均为258.81万元，亏损307.28万元；2003年产值、营业额均为48万元，亏损384万元；2004年元月停产。
就在停产的2004年，国家计委批复投入国家资本金1000万元，省属一国有独立公司再投入国有法人资本金700万元，共计向泰德公司继续增加出资1700万元。这样，泰德公司资本金增加为4500万元。
但增资并未改变泰德公司的颓势。2005年营业收入142万元，亏损528万元。
也就是这一年，李连生、束鹏程以《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授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的必要条件是，在关键技术或者系统集成上有较大创新，市场竞争力较强，成果转化程度较高，创造了较大的经济效益。有业内人士就此解读：“这意味着在科学技术奖评选中，科技成果的应用效果如何，占有相当分量。”
学术不端终被免职离校
于是，老教授们继续向有关部门举报李连生等学术造假问题。
随着对李连生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与核实，2009年4月，西安交大决定免去其流体机械及压缩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2009年12月，针对李连生相关学术不端问题，西安交大学位委员会决定免除其博士生导师资格。
2010年3月21日，西安交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和校党政联席会议决定：鉴于该校教授、长江学者李连生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取消其教授职务，并解除其教师聘用合同。据了解，李连生已于2010年调离西安交大。
综合新华社、《中国青年报》报道
新闻链接
国内学术涉假大事记
■2006年1月17日，一举报人在网上指责中国首款自主知识产权高端DSP芯片—“汉芯一号”发明人、原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弄虚作假，将从美国进口来的芯片加上了汉芯字样的标志，骗取国家上亿元无偿拨款。2006年5月12日，上海交通大学通报了调查结论与处理意见：“汉芯一号”存在造假欺骗行为；撤销陈进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职务；撤销陈进的教授职务，解除其聘用合同。
■2009年年底，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在其网站上公布，中国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讲师钟华、工学院讲师刘涛，两年内在该刊物发表的70篇文章存在造假，一次性予以撤销，并将该校列入黑名单。随后，井冈山大学对两名当事人予以停职调查，立即撤销当事人有关学术成果，追缴已发放的相应奖励。2010年3月，该校又有39篇文章被撤销。
■2010年3月，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的长文，“汪晖抄袭事件”由此引发。在文章中，王彬彬直指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学者汪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涉嫌抄袭，称其至少抄袭了包括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在内的5部中外专著。
■2010年7月，方舟子在其微博上质疑唐骏的学历和专利造假。他指出，唐骏曾在其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中自称为“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并拥有大头贴照相机和卡拉OK打分机两项专利，但这两项表述都涉嫌造假。方舟子的证据是，在美国相关部门查不到唐骏的博士身份和专利登记。
■2010年8月29日下午，方舟子在回家路上遇袭。在此之前，《财经》杂志编辑方玄昌在回家途中也遭到突然袭击。经警方调查，这两件袭击案件的幕后主使同为一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肖传国。据肖供认，之所以派人袭击方舟子，是因为方在他参选院士期间连续发文，指责他存在“用会议摘要冒充论文”等学术不端行为。之所以袭击方玄昌，是因为他在2009年刊发一系列文章，质疑“肖氏反射弧”的有效性。据这些文章报道，这种手术对于患者来说不仅无效还可能有害。
在肖传国被拘役期间，有更多专家对“肖氏反射弧”手术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2010年7月8日，有网友发帖指出，学者朱学勤2003年再版博士论文涉嫌抄袭剽窃。2011年1月12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公布了对朱学勤论文涉嫌抄袭的调查结论。结果认定，朱学勤博士论文相关章节，的确存在一些注释不规范之处。但朱学勤的论文在《序》中已对国内外相关的学术史作了概述。因此，被举报的部分内容，在学术规范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对其剽窃抄袭的指控不能成立”。
本报记者 刘欢
专家视点
学术不端与制度缺失有关
作为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评委之一，北京市科协副主席王渝生对这次“国奖造假”事件予以了痛斥，他说：“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古代圣贤尚且如此看重诚信，这一学术造假行为连最起码做人的道德都丧失了！”
王渝生坦言，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分若干专业组，对各个奖项的资格都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但由于这些申报国家科技奖的科研项目科技含量高、创新水平高，并非所有评委都能知晓所有奖项的具体内容，也因此难免有所疏漏。“不要说国内的科技奖项，就算是诺贝尔奖，也会存在类似的问题，只是还没有严重到要取消奖项的程度而已。但不管怎样，评审会都应当尽量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
信仰、制度缺失滋生造假
我国科学界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科技成就，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科学界也受到了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例如“一切向钱看”、信仰缺失、道德失衡等浮躁现象。个别道德品质不高的科技工作者开始坐不住冷板凳，急于求成，也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学术造假行为。
究其原因，王渝生表示，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与目前国内制度上的缺失有关。他说，目前整个社会贫富差距较大，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社会公平不够，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我个人认为，国家有关部门还缺乏相应的制度、措施和解决问题的大力度。”
过于看重学历成助推器
此外，社会上在就业、提拔等方面过于看重学历，也成为了加速学术腐败的助推器。王渝生指出，目前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都把学历拔得很高，就连科技场馆的讲解员也引来不少博士争相竞聘。如此一来，没有优势的本科生只好继续考研读博，而与学位、职称联系最为紧密的莫过于论文，是人人都必须迈过的一道坎。但写论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少学生开始把眼光投向互联网上轻易可得的国内外学术论文资料，拼拼凑凑的抄袭行为也就出现了。“最不可容忍的是一些理工科、医科的科研人员，连实验数据都伪造，这违背了最起码的实事求是、实事实证、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最著名的代表就是韩国的克隆之父黄禹锡！”
王渝生建议，今后要在科技人员，特别是青年科技人员中建立科研道德和诚信教育，同时要把这些写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生守则当中；作为导师，要对学生的论文质量进行把关，这包括学生写论文和做实验的全过程，对于论文，要看重质量，而不是数量；此外，社会上要建立起相应的举报机制，相关部门要对举报人进行保护，对举报事件进行取证调查，及时公开，以打击不正之风。对于各种科技奖励评选项目，要加大在评审过程中的检查，如事后发现学术造假行为，要坚决取消其获奖资格和由此获得的相关荣誉。
本报记者 刘欢
方舟子：政府信号积极 打假不容乐观
近年来，官方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这样明确、严厉处罚的情况并不多见。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学术不端屡屡逃脱处罚的现象将得到遏制？国内学术打假的标志性人物方舟子说：“我希望这是来自官方的积极信号，但还不容乐观。”方舟子表示，这是第一个国家级的奖项因为涉及学术造假而被取消。
为何此次学术不端事件能够得到较为圆满的处理？他分析说，六名参与举报的老教授功不可没。不少造假举报者往往举报一两次，发现没效果就放弃了，像六名老教授这样执着举报的并不多见；其次，举报人采取了实名举报方式，而中国大部分都是匿名的，举报人怕得罪人。“老教授们已经退休，本身在学校也有一定影响力，这些都促成学校最终作出对李连生解聘的决定。”另外，媒体的曝光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方舟子强调，李连生事件可能只是一个特例，不能因此对目前中国反对学术不端的形势给予过分乐观的估计。方舟子直言，虽然有关部门声称对学术不端“零容忍”，但实际上很多“还是忍了”。
学术不端曝光后却没有得到应有惩罚，其负面作用甚至超过学术不端本身。方舟子说：“如果对学术不端不能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就无法起到警戒作用，反而让造假者更加肆无忌惮。”
方舟子认为官本位的科研体制是学术造假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有些部门在处理学术造假的时候很不尽力，甚至包庇腐败，造成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表面上有渠道，但很难起作用。”
“解决学术造假不是那么容易，它涉及方方面面，不是单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方舟子提醒。
据《南方日报》
遏制学术造假须尽快立法
对于学术打假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市政协委员、华伦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子华表示，打假应当常态化、制度化，用更加严厉的法律法规处罚造假者。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学术造假处罚的法律，而且司法机关也很少介入学术造假的调查处理。此次对于李连生的处罚依照的是科技部的部门规章，这种缺位一方面使治理手段缺乏法律威慑力。更重要的是，处理往往局限于道德声讨、人事调整等层面，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制度来规范和保障，难以应对学术造假频发的挑战。同时，我国也缺乏独立而统一的专门处理学术腐败的机构，往往都是通过内部处理，导致相关部门要么袒护阻挠，要么处罚过轻。在学术体系与利益关系、行政框架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今天，遏制学术造假，不能依赖学者的道德自觉、学术自律，急需制度尤其是法治力量的到位。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也不断出现学术抄袭的情况，美国联邦政府便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下设一个监察长办公室，在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门也设立一个科研诚信办公室，每年公布抄袭者和学术不端者的处罚结果，用这种公开透明的处罚去钳制学术不端的行为。
他认为，首先，国家必须尽快地立法来杜绝、惩处这些造假。不仅要开除造假者，还要让他们承担民事责任，更严重的造假者则必须承担刑事责任，使造假的成本和风险大大地提高，使造假者有所畏惧，这是从法律上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其次，中国的大学和学术机构，应该有明文的规定并达成共识：凡是对于造假者要把他驱逐出学术的殿堂。
本报记者 刘可
应抓住已有线索及时查办
“取消得好！”谈到此番被拿下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不禁拍手称快。他指出，学术造假违反职业道德是不容置疑的，但国家科技进步奖里竟然出现抄袭行为，造假到这种程度，足见国内学术界、科技界的道德状况是多么令人堪忧。
王伟说，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李连生造假事件，他不过是这一系列学术不端现象中的一个代表。事实表明，在这一造假事件中，涉及到许多部门给他开了绿灯，包括西安交大的校领导们也曾多次试图维护他，如果不是6位老教授顶住压力仗义执言，也不会这么快有结果。“要想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必须要对已有的学术造假线索认真对待，及时查处。”
科技部撤销这一奖项的决定是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核同意，并经国务院批准的，这说明国家非常重视这一事件。王伟表示，作为一项对学术造假行为的严惩措施，此举对今后的学术界将有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
本报记者 刘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