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12日电 台湾《联合报》12日刊出社论说，台“卫生署长”杨志良在任内最后一天告发郑弘仪等七名电视名嘴，涉嫌散布传染病疫情谣言，导致没打疫苗的民众因流感重症丧命。杨志良不在告不告得成，而主要是希望社会大众及名嘴皆能记取教训，在公共议题的争议中必须维持伦理道德的思虑。也就是说，郑弘仪等名嘴知不知耻，比会不会被定罪重要！

　　文章摘编如下：

　　“白目欧吉桑”杨志良在台“卫生署长”任内最后一天批定的最后一份公文，是以“卫生署”的名义向台北地检署告发郑弘仪等七名电视名嘴，涉嫌散布传染病疫情谣言，导致没打疫苗的民众因流感重症丧命。

　　诚然，这不是一件容易从法律途径获得解决的争议。杨志良自亦有此认知，故对是否告得成似不抱太大期望，他说只是想“让名嘴们跑跑法院”；相对地，被告们则显得有恃无恐，好像吃定告不成，郑弘仪等甚至扬言要反告杨志良。

　　然而，法律诉讼是一回事，在本质上，这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道德伦理事件。杨志良所主张者，不在告不告得成，而主要是希望社会大众及名嘴皆能记取教训，在公共议题的争议中必须维持伦理道德的思虑。相对地，郑弘仪等所应思考者，也不应在是否会被告倒，而是自己在道德伦理上有无应当感到羞耻之处，及在社会良知上有无应当感到愧疚之处。

　　也就是说，在此一事件中，有无社会道德犯罪感，应比法律是否判罪更受关注；亦即，要不要脸，比会不会定罪更重要。正如杨志良所说，他觉得那些名嘴应当“下地狱”，但未必会“进监牢”。

　　这又是一件“言论自由／社会责任”的争议，也又是一件“媒体论坛／政争剧场”的争议。疫病流行，人命关天，无论是媒体人或政治人物，当然有参与议论的责任；但是，倘若把防疫也炒作成政争题材，使民众的认知发生偏差，甚至致人于死，这自然就会有法律及道德上的争议。就此案而论，未来开庭后，若有染病致死者之关系人作证是因听信名嘴“疫苗夺命”的说法而送命，自不无可能成为院检断案的依据；而即使名嘴的言论与未注射疫苗而致死的

　　法律联结不易建立，但“大话新闻”当时如何渲染挑唆的情景，其实迄今民众皆仍记忆犹新，即使法律不能对名嘴定罪，但名嘴们难道在今日一切情势皆已明朗之后，仍然丝毫没有道德上的犯罪感？亦对社会公众没有丝毫的歉意？在这个时刻，名嘴的自我反省，比法律的制裁更重要。

　　当“媒体公共论坛”变成了“绿色名嘴剧场”，由于道德伦理的扭曲，造成了是非正误的扭曲；又由于是非正误的扭曲，造成了道德伦理的扭曲。当H1N1疫情警报发布之际，整个绿营洋溢着“这是给马当局就职周年的最佳礼物”的幸灾乐祸之情，一方面全力渲染疫情，一方面又全力扭曲阻挠防疫工作；“大话新闻”就是以这“两方面”来搬演其政争剧场。然而，当时可能因自己无知而玩弄民心，但若迄今一切真相大白仍不知反省道歉，那就是不知羞耻了。“新闻自由”容许媒体有犯错的空间，但“新闻自由”并未包庇纵容媒体有明知犯错却不肯反省的特权。

　　当马英九成为绿营编结的“倾中卖台”的稻草人，“逢马必反”即成了“大话新闻”的唯一真理。郑弘仪等名嘴是在反对防疫工作吗？其实他们只是不希望看到马当局任何的施政有成功的机会，其中当然包括希望马当局提供的疫苗无人接种；至于有没有民众会因未接种疫苗而致死，在他们看来，也只是对马当局的一种惩罚而已！看懂了以上逻辑，就能看懂如“大话新闻”这类的节目。

　　当郑弘仪以“绿色当家名嘴”的身分，出现在绿营“独派”的政治集会中，对着群众斥骂马英九的时候，“陆生三万”的曲直何足道？“疫苗夺命”的是非何足惜？花博空心菜的真伪何足论？一切的道德伦理又岂在其心念之中？

　　即使法院未来判定郑弘仪等人有罪，也只能处以每人新台币50万元以下罚金；这与此事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实不成比例。问题在于：当杨志良认为民众因未打疫苗而致死是“卫生署长”的责任，名嘴们会不会觉得也有“伯仁因我而死”的道德犯罪感？也就是说：知不知耻，比会不会被定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