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后，我国东西部掀起农民工“争夺战”。2月11日《东方早报》报道，浙江绍兴市与长期合作的对口劳务输出基地重庆涪陵、四川等地联系，希望对方输送劳力，不仅被婉言谢绝，后二地还劝说到绍兴等沿海地区务工的当地人回去“帮助家乡建设”。

　　另据同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春节前后，重庆市多家大型中外IT企业到当地多处火车站、汽车站挖人，不仅要劝说从沿海地区返乡过春节的农民工改换门庭，而且还设法将节后准备外出的农民工“截留下来”。多个企业打出“家乡工作好，收入也不少”的横幅，承诺为务工人员提供完善的居住、医疗、教育、生活娱乐设施等配套服务。

　　中西部省市从组织劳动力到沿海务工，到如今全力劝说农民工留下，看似突然，实则是这些地方多年来招商引资、发展环境建设和优化“量变到质变”的必然体现，也是多个领域产业转移布局的结果。

　　中西部许多地方将招商引资确定为维稳之外的第一要务，已有时日，却先后纠结于多个层面的观念挑战、政策障碍、产业配套不足等问题，成效参差不齐；还存在大量的“政绩驱动型”的短平快项目，贪大求洋、随意承诺，造就了大量的虚假繁荣，反而进一步压缩了创业创新的活力。而同一方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西部多地的产业配套环境、物流等条件并不理想，运作成本偏高，这使得实业类的外企和沿海民企不敢轻易涉足。

　　沿海地区营商成本的全面提升，国内铁路公路路网建设趋于完整，再加上中西部靠招商引资“交学费”而有所提高的经济管理、产业培育水平，叠加起来，让内迁企业在同一运作成本甚至更低成本下经营成为可能。由此掀起的企业迁移、落户、新建浪潮，才迫使中西部多地开始重视“人”的问题。

　　不论沿海还是中西部，从来都在强调重视人才、抓好人才建设，谁也不否认劳动力的重要性。然而，众所周知，东部沿海过去几十年相对较快发展，正是得益于中西部源源不断的“输出”各种人才（劳动力），这些人当中，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在家乡找不到发展空间才背井离乡——他（她）们的作用，对于家乡的公仆而言，不过是定期汇款回乡、减少贫困、拉动消费罢了；他（她）们在家乡感受到的公共服务，比作为外地人在沿海所接受的“打折”服务还要糟糕、效率还要低。

　　在过去的一些年头里，许多人满怀着创业设想和建设家乡的热情，兴冲冲回乡，被拖垮、被逼走，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在多起内地企业的劳资纠纷乃至企业主与工人、市民发生的治安纠纷中，地方政府无一例外的站在企业主一方，常常无视纠纷本身的是非曲直。概括来说，中西部多地存在重“资”不重“人”的政策执行倾向。资本的稀缺性及其影响，中西部的地方官员基于长期的发展焦虑，已经认识得非常充分了，却未必真正理解“人”需要什么。

　　眼下农民工“争夺战”刚刚“上演”，中西部多地地方政府会同企业，开出了足以让沿海政企脸红的丰厚条件，切中了广东、浙江、福建、上海、北京等沿海省市长期缺失的农民工务工保障。这当然会让一些农民工基于试试看的考虑，改变年后到沿海务工的习惯、在家乡附近工作，但决定重庆等内地省市“截留”本地农民工规模数量的关键，却是在薪酬和相关保障兑现后，企业能否改变过去在沿海固守的封闭管理体系、政府能否真正重视“人”的需要并公正处理劳资等领域纠纷。

　　在这方面，今后一段时期内出现的事件个例将发挥指引农民工迁徙方向的重要作用。别忘了，二三十年前，当到广东打工（淘金）成为内地中青年闲置劳动力改变贫困命运的选择时，也是一些人先行先试，然后借着返乡过年的机会逐渐带走观望中的亲戚朋友。同样，如今的农民工也不会偏听偏信，在家乡务工听上去固然有诱惑力，但改变多年形成的习惯，仍有待他（她）们看得见的个例得到的真实待遇。

　　这也意味着，眼下在农民工争夺战中处于下风的沿海一些地方，仍然有机会通过提高农民工务工保障来安抚现有农民工队伍，除此之外，要通过给予其更平等政治身份，进一步提高面向市民和农民工人群的公共管理体系办事效率、公平公正水平，营造更为开明、活跃的社会文化氛围，来提高相比重“资”不重“人”地区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