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短房

　　在街头示威、内部矛盾和美欧各国态度变化“三座大山”的压迫下，顽强坚持18天之久的穆巴拉克终于没能等到9月，于当地时间2月11日晚辞去总统职务，离开了开罗。

　　中国有句俗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今在埃及，旧的已经去了，新的会来么?

　　说“旧的去了”其实并不完全确切——走的仅仅是穆巴拉克，但二战后、甚至更早开始就奠定的近代埃及政治基础，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自1923年阿拉比事件起就登上埃及政治舞台中心的埃及军官团，仍然是埃及政治的仲裁者。没有陆军将领们最后的“逼宫”，穆巴拉克很可能会一直熬到自己定下的9月大限。

　　同样，尽管埃及示威的开端是民生、失业等问题所致，经由知识分子、自由派及工团主义者组织，但真正体现出力量，是在“愤怒日”后穆斯林兄弟会的介入。正因为他们的介入，原本杂乱、急躁的街头抗争，才变成一场有弹性、有条理、攻守有序的政治战役。尽管解放广场上发出的声音五花八门，尽管自由派受到国际社会、尤其网络世界更多关注，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冷静、低调的兄弟会才是示威者和草根力量的中坚，而这个组织同样是“旧的”——1928年他们就已经登上埃及政治舞台。

　　在朝和在野的中坚仍然是旧势力，他们内心所真正希望建立的，恐怕也很难是什么新的东西:军官团期待的，也许是又一个军人背景的埃及总统；而兄弟会所希望建立的，便正如其宗旨所开宗明义的——“伊斯兰教是一切问题的答案”的社会。

　　至少在理论上，穆巴拉克所任命的副总统苏莱曼和总理沙菲克还在，这两人分别出自情报和空军体系，既非军官团核心陆军派所喜，也难为兄弟会和其他示威者所接受。而朝野各派力量在失去穆巴拉克这个替罪羊兼共同目标之后，势必重新定位、分化组合。从现在到9月，恐都会因这种重新定位和分化组合而动荡不休。

　　埃及政治、社会的问题是多方面的。穆巴拉克长达30年的统治，政治上的专制和体制上的顽疾，是问题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示威之所以演变为最终的颠覆性力量，经济的困境，民生的艰难，物价、特别粮价的飞涨，以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都是决定性因素，而这一切都不可能随着穆巴拉克的离去而自动解决，不论谁成为“下一个”，他都不得不直面这些棘手的问题，且再不能拿“穆巴拉克的专制腐朽”作为万能挡箭牌。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穆巴拉克的消失让埃及政治结构突然失去了“顶盖”，各路攀登者一下看到了自己登顶的希望，并鼓起“逐鹿”的勇气。埃及社会和政治格局的变化，恐怕仅仅是开始，而远非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