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禹龙(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国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既然把“创新”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就不仅需要多种多样的技术创新,而且需要有力地增强科学创新。因为科学创新是基础,科学创新薄弱,技术创新就会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而难以获得重大的进展。中国大陆还没有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钱学森先生病中的著名提问……都反映了我国科学创新落后的现状。
要提升我国的科学创新能力,就要了解科学创新的特点,对症下药。科学创新较之技术创新有些什么特点呢?
一是较少功利性。个人靠科学创新固然可以获得荣誉和较好的生活待遇;但靠创新发财、成为富豪,大多是技术性的创新,如比尔·盖茨等。科学家创新的动力,主要不是经济的,而是文化的。
二是缺乏计划性。科学创新不同于技术创新,后者更需要团队协作,有一定的具体指向和确定性,可以有所计划;而前者主要凭个体的自由创造,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是难以纳入具体的计划之中的。
正因为有以上两个特点,从事科学创新的个体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具备有关的扎实的知识基础;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要善于运用既有的知识,具有极强的问题意识、丰富的想象力和求异性思维等。
近来,美国华裔“虎妈妈”对女儿的教育理念受到美国社会广泛关注并引起争议,信息传到中国,似乎为一部分主张应试教育的人长了底气。其实这是不顾具体条件的一种误解。美国的不少父母(也包括一些学校)对孩子确实存在过于放任自流的倾向,不利于孩子在中小学阶段扎实掌握基础知识;但其教育体制的长处在于,能保持和鼓励孩子学习的主动性和思维的活跃性。中式教育恰恰相反,若论中小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在广度和深度上明显高于美式教育,而其致命缺点正在于片面强调应试,在相当程度上窒息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思维活跃性。为了提高我国的科学创新力,迫切需要我们在培育创新人才的起点上实施有效改革,在保持我国中小学基础知识传授水平不下降的前提下,把传授知识与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思维活跃性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实现两者的平衡。
提升科学创新能力不仅要从基础教育抓起,而且要从社会环境方面提供适宜的条件,清除障碍。这些障碍涉及面颇广,这里只举其中主要的两个——
一是急功近利。回想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社会上曾经出现科学热,科学在人们心目中处于近乎崇高的地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那时的流行语。科普杂志畅销,热门的销量超过百万。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的科研成果被公众广为传颂。其实,当时人们对科学的作用颇有夸大之嫌,以为有了科学就能强国富民,殊不知科学本身只是间接的生产力,必须通过应用研究、开发、中间试验、产品制造以及营销等诸多环节,才能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
后来,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型,又由于新旧交替中出现制度缺陷,一些人轻易地获取财富,社会上开始弥散出浮躁的心态和急功近利的风气。于是,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劳动而无法尽快发财的科学探索就不那么受关注了。科普杂志的销量大幅度下跌,青少年科普活动门庭冷落,有关科学的内容在媒体的曝光率也大大下降,许多优秀学生纷纷垂青金融和管理等专业,理科专业不再那么热门。加上政府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和支持不够,结果给科学创新造成了一种社会障碍。
二是官本位。我国的官本位历史悠久,可谓根深蒂固。“学而优则仕”为社会广泛认同,深入人们的潜意识。科学创新需要长期心无旁骛、专心孜孜,特别不适宜分心做官。我国的科学创新人才本已稀缺,如果在其创新黄金期却要他们兼任这样那样的官职,参加这样那样与科研无关的会议和社会活动,那就是在给科学创新人为制造又一种障碍了。
要清除上述障碍,需要多方面努力,我这里只扼要讲两点:
一、重视基础科学教学和研究,多方面为科学创新创造适宜条件。在还缺乏民间公益基金资助之时,政府在科研经费上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尤为重要。国家应在科学技术经费中,拨出一块专门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接受科学家个人的申请。只要确实做了艰苦的探索工作,在成果和完成时间上可不作硬性要求,在对课题和成果的评价上要有区别于技术创新的特点。同时要鼓励设立民间公益基金,使基础科学研究得到多渠道的经费支持。
二、重视培育人们对科学探索的兴趣。一个人从孩提时代开始就会对种种自然现象有好奇心,产生丰富多彩的想象。如果对这种宝贵的萌芽作细心呵护和正确引导,而不是漠视甚至压制,那它就有可能发展为探索自然奥秘的浓厚兴趣,成为日后科学创新的强大动力。这在科学史上不乏其例。因此,在青少年学校教育和相关的课外活动中,必须十分注意这一点,社会要为此提供有利条件,家庭教育也要配合。应试教育的弊端,正在于与此相背离。
由于科学创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的进展很难排出具体的时间表。因此,即使上述各点都切实地改进了,它的效果也需要经过一段不断的实践才能逐步显现,不可能立竿见影。这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需要的是坚韧和耐心,如果着眼于短期的政绩,那是不会认真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