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铁锤行动”联合执法组于春节前夕出动炮机、铲车、推土机等机械，对位于该市凤凰镇芒果村、西瓜村内最大的棚户区实施了强拆。这一带棚户面积近3万平方米，常住人口近2000多人。

　　一直以来，我的一个习惯性偏见是，地方政府针对弱势人群的强制性行动，只要冠于“铁拳”“雷霆”之类的字眼，作磨刀霍霍状，其正义性十有八九让人生疑。尽管三亚未喊出“没有强拆就没有国际旅游城市”的口号，但此次强拆行动的代号颇具“战斗性”，彰显了捍卫“没有贫民区”之“荣誉”的态度和决心。

　　对于“铁锤行动”的合法性，三亚市可以罗列一百条甚至一千条理由。这些房子是违章建筑，而且久攻不下，所以必须赶在春节前夕采取非常规的措施。按照三亚市凤凰镇副镇长王瑞安的说法，他们都是外来户，多年来违规在这里搭建简易棚，并不存在要为他们解决安置的问题。其潜台词是，政府的行为合理合法，仁至义尽，即使他们在三亚市露宿街头，饥寒交迫，倒毙于野，与政府何干？

　　三亚这个最大贫民区内的外来人口，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以养猪为主业。应该说，这十几年来，他们能在三亚生存，说明三亚需要他们，要论贡献，他们多少做出过一点，事实上也是多年来的纳税人。但是，城市可以“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指责这片贫民区影响了市容，影响了市民吃肉和干部总结政绩的好心情，因此要除之而后快。

　　在以“贫民窟”为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语境下，城市既可凭借户籍制度和人口流动迁徙政策的有限开放获得它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又不必为这种得益付出任何代价。城市视自身需要，随时吸收或遣散它所需要或不需要的劳动力，这大抵就是基于集体性自私而构筑的制度壁垒。

　　穷人根本买不起商品房，政府又无力提供福利房，怎么办？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有两种：一是“不给福利给自由”，允许他们“私搭乱建”，比如印度孟买。另一种是“不给自由给福利”，比如伦敦的东区和南区，穷人们住在由政府建造的简易高搂里，他们每个月通常能获得300英镑左右的救济金，并且享受非赢利的医疗和教育。

　　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贫困人口”等人群必然存在，在城市贫民区必然不可杜绝的现实状况下，一些城市依然坚守“脸面”，根绝“违章建筑”，驱赶无居住保障的人群，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这已洞穿了人道的底线。其结果是，繁荣的城市与凋敝的农村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态在中国共生。中国式的拉美化，正使得改革开放前的“贫穷的社会”变成现今“愤怒的社会”。

　　改革开放30年来，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其居住方式也成为一种独特的城市社会经济现象。著名学者秦晖先生曾指出，“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给予城市贫民福利。”在我看来，秦先生此言不过戳穿“皇帝新装”，不料招致潮水般的批评。我们已经习惯了将城市贫民窟当作政治疮疤讳莫如深，媒体报道也总是将“贫民窟现象”当作印度、巴西等国流脓的疮口而非中国的现实，因此也就堵绝了社会救助之途。

　　此次三亚不仅仅砸掉了一处贫民窟，还将人文关怀、人性理念、人权精神付之一锤，砸得让人汗毛倒竖。这一锤下去，也将强压在桌面之下的“城市贫民窟”话题再一次凸现于公众视野之中。三亚的“铁腕”将难题留给了社会，这些被驱赶的贫民与新增贫民并不会消失，他们会被迫沉淀到其他地方的任何角落，让另外一个地方承担城市贫民窟化的外部负效应。这个庞大群体生存状态的改善有赖于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的前提，是将贫民本来应该拥有的社会权利还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