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图为宽阔的横跨内蒙古的省际大通道乌兰浩特市到突泉县的路段（2010年8月25日）。 新华社记者李欣摄

　　资料图片：2010年6月16日，由国务院批复设立的重庆两江新区挂牌成立。

　　新华网武汉2月13日电 (记者 皮曙初)春节过后，王昌锐每天都在位于湖北省麻城市开发区的新工厂里忙碌到深夜。过完正月十五元宵节，这个以生产数控电火花穿孔机为主的企业将正式投产。王昌锐正在准备迎回一批新购的生产设备，以及一批从沿海地区返乡的熟练技术工人。

　　曾经在“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深圳市创业十多年的王昌锐，选择回到位于中部大别山区的故乡二次创业。他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纵深”带来的机遇。

　　战略纵深是一个军事上的概念，大意是指在地域空间上的战略性运动。如今，这个概念被经济学家广泛借用到经济领域，用以描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重心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推进。

　　新世纪前十年，从西部大开发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国一直在努力补齐国民经济区域均衡的“短板”，赋予相对落后地区更大的政策空间，扩大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力度，并鼓励更多的沿海企业向内陆转移。

　　“深圳的企业已纷纷将工厂搬往中西部，我在深圳的最大客户富士康公司，现在在成都、郑州、武汉等地都开了厂，而且都是几万人的规模，解决了用工的问题，”王昌锐说，“大企业向中西部地区的纵深发展，也给了我们创业者启发，并带来了机遇。”

　　他在麻城市的工厂已经开始招工，所招的基本上是从深圳和浙江等地返乡的技术工人。“在深圳，招工越来越困难了，大量的工人回到了中西部地区，在家门口的工厂里打工。”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民工潮”一直为世界所瞩目，数以万计的劳动力背井离乡，奔赴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东部沿海地区。但是近几年来，打工大潮中的一股“逆流”日益壮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回流中西部，包括许多中小城市。

　　今年春节过后，一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争夺战”激烈上演：东部企业包车赶到各地，到农民工家里挨家挨户去“请”人；而中西部各地也想方设法“截留”农民工，让他们留在本地企业，提高工资待遇、解决子女就学、优化生活环境等办法都被用上。

　　种种迹象表明，中西部地区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长期以来“孔雀东南飞”的格局正在发生改变。在武汉市，春节过后的用工需求达24万个左右，部分行业用工需求增速已超过沿海地区，尤其是电子加工、机械制造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急迫。

　　农民工流向上的变迁传递出区域均衡发展的信号，中国经济的战略纵深正悄然拉近经济版图上的“海拔差异”。

　　自2000年以来，中部六省(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地区经济总量在全国所占比重呈现出明显的先降后升变化轨迹。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张可云认为，这表明中部地区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由下降转变为上升，形成“V”形反转态势。西部大开发十年，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也得到初步遏制。

　　中西部地区是中国经济的战略纵深地带，不仅在于充裕的劳动力资源，有人力资源的战略纵深；那里还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大量的消费自然能带来大量的生产和流通，有消费的战略纵深；以及在金融、资本市场、基础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发展空间。

　　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能够实现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巨大的战略空间相继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即通过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不断释放出新的经济能量。

　　一次典型的能量积蓄是在应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际，中国出台铁路、高铁等拉动内需的措施，不仅在短期形成经济刺激，规避了危机，而且为经济战略纵深提供了“弯道超越”的路径，创造出更大的活力空间。

　　中国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中，扩大内需投资43%以上投向了西部地区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产业振兴、技术创新和灾后重建等领域。

　　在中部，仅湖北省在过去5年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约3.2万亿元，比新中国成立以来前56年的投资总额还多1.2万亿元，去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更是超过万亿元，并创造出高达14.8%的经济增速。

　　以武广高铁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投入明显缩短内陆与沿海的时空距离。身处大别山革命老区的王昌锐说：“我虽然回到了中部，但是这里有明显的交通优势，到珠三角、长三角以及津京唐都非常方便。”未来，他的产品将沿着发达的交通线路向全国市场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