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电影变“大毒草”
柔石的小说《二月》由谢铁骊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把片名改成了《早春二月》。谢铁骊找到我做这部影片的摄影。在北影厂同属小字辈的我们俩决心着力打造一部引发轰动的精品。
1963年3月,《早春二月》的主要创作人员以及导演谢铁骊、美工池宁和我进驻苏州无锡看外景。《早春二月》3月开拍,秋天完成,算上后期共八个月。
《早春二月》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直被大众认为是“最美”的影片,是一首诗歌,浪漫、幽怨、多情。在此片中,我着力运用了苏联影片的摄影手法以及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摄影技巧。
很快,这部具有创新意识的、具有浪漫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有史以来“最美”的电影就遭到了厄运。
1964年,文艺界开始了整风运动。影片《逆风千里》、《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被批判为“大毒草”。
我和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一到星期天就心慌,每到周末,全国的大报纸都有整版的批判《早春二月》的文章。
那段时间,对参与了《早春二月》的工作人员来说,心灵无疑在进行一次大裂变、大困惑。怎么也不明白《早春二月》为什么会被打成“大毒草”?只不过是写一个青年人寻找自己的出路;说女主角陶岚是资产阶级,她不过是一个小学教师。况且,剧本在夏衍副部长那儿都通过了,厂里各个部门都通过了,最后怎么会是“大毒草”?
1966年,“文革”开始了,导演谢铁骊被打成黑帮。作为摄影师,我也成了“黑线人物”。全国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卷入了对这部电影的批判。
岳母被勒令“只能吃草”
我被借调到八一厂拍摄的《南海长城》也停拍,摄制组解散。那段时间,上班时间我就呆坐着,专等大喇叭开始喊:“《早春二月》的‘大毒草’摄影师李文化,出来!”然后,我就跟厂里的黑线人物一起慢腾腾地走到小广场上,低头认罪倾听批判。
一天,大喇叭又开始响了,照例坐在办公桌前的我突然浑身打了个激灵,耳朵里分明听道:“‘大毒草’《早春二月》的摄影师李文化滚回去!”不是一声,而是一声声一直那么喊,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真的想一走了之。可忽然想到,这样走不符合组织原则,当初是拿着介绍信来的,现在还必须拿着介绍信回去向北影领导报到。我找到八一厂政委把情况说了一遍。领导哭丧着脸,双手一摊:“哎呀,我们都瘫痪了,都没有人身自由了,还开什么介绍信呢?”我转头去故事片主任的办公室。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主任对在门口监视站岗的红卫兵说:“你们喊着让人家滚,人家是拿着介绍信来的,还得拿着介绍信走啊。”红卫兵瞥了我一眼,低头沉思了一会儿,冲主任一挥手:“快点办啊,快点回来!”主任被放出来,给我开了介绍信。
这天还没到家门口,就听到一阵喧闹声。看到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是岳母,垂手而立,衣衫不整,神情呆滞,刺眼的是一头秀发被剃成了阴阳头。她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书“地主老太婆”几个大字。老太太周围,几个红卫兵怒目而视,很显然,他们就是这个场面的制造者和守卫者。
我没有回房,在大门口巴巴地等着。爱人回来得知此事,眼泪立刻涌出眼眶,扒开人群,抱住母亲失声痛哭。一个红卫兵把人群驱开,手里端着一盘草:“记住!她是地主婆,地主婆不能吃饭,只能吃草。”然后手一挥:“你们可以走了!”他也回到自己家,但还是不时地推开我家的门,狠狠地说:“只能吃草,不能吃饭!”
又急又气的老太太,嘴角不停地抖动,真要吃那些草。我急忙把盘子拿开,朝门外看一眼,回身把门插上,端来饭菜让老人吃饱。再把盛草的盘子蹭到老太太嘴边,附在她耳朵上说:“妈,装个样子,不要真吃。”随后忙把插着的门打开,以免红卫兵砸门。老太太会意地点点头,红卫兵果然不时过来巡视,发现老太太已吃了草,得意地把脖子扭了几扭。
随时带着一份检讨
经过一番周折我又成了北影厂的人。
想不到刚进厂大门,就看到大字报:“大毒草”《早春二月》的摄影师李文化站出来,在大会上作40分钟检讨。我心里清楚,《早春二月》导演谢铁骊成了“黑帮”,进了“牛棚”,自己等于是陪谢铁骊。一天里大喇叭随时都有可能喊:“‘大毒草’《早春二月》的摄影师李文化出来开会检讨!”为了适应形势,缓解环境的强大压力,我连夜写了一份一个半小时的检讨书,反思自己的错误和罪责,尽量做到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开大会时,我上台,头一低,打开稿纸,从头到尾,照本宣科,一念一个半小时。
说不清哪天大喇叭又会喊:“‘大毒草’《早春二月》的摄影师李文化要作20分钟检讨。”我立时“腾”地一下站起来,摸出上衣口袋里一个半小时的总检讨,从里面挑出几段,凑够20分钟应付,上台就念,念完了就走。那段时间,这份检讨一直放在衣兜里。
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教师还组织起来,专门批《早春二月》,包括摄影方面的错误。所谓错误就是:你拍得那么好,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就是属于个人内心的资产阶级倾向。
北影厂和社会上的红卫兵一样,四处审查、抓人、批斗,即便是厂里的人也互相斗。转机恰恰在最混乱的时候到来了。先是派来了支左的工人宣传队,接着在1967年9月,毛主席的警卫部队8341军宣队派驻北影厂,两者合起来统称工军宣队。工军宣队一进厂,立即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规定所有职工都在北影厂统一住宿,男女分开,统一搭地铺;进行军事化生活管理,吹号起床,跑步训练,统一学习。另外,批斗和“打砸抢”一切行动听指挥。在一系列措施下,失控的北影厂逐渐有秩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