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过完一个完整的年，不少农民工朋友就开始盘算年后的活计。2011年新春，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开端？本报记者走访多位农民工发现，在北京六里桥劳务集散地，农民工还在为生计发愁；而在皖北的一个小乡村，那里的农民工朋友陡然“金贵”起来。

　　一头冷一头热，农民工在这个春天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但受捧的并没有贸然离家打工，遇冷的也没有立刻打包回家。

　　分析

　　农民工在用脚投票

　　中国劳动问题专家梁智：目前用工荒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地区。虽然很多企业为劳动者提高了一部分工资，但是“用工荒”局面仍未得到缓解，“农民工也有人生价值和理想，他们也需要得到合理的回报，否则他们就会用自己的脚去投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所谓“用工荒”，可能是出现在某一领域或行业，也可能是在某些薪酬状态下出现的情况。具体到北京，最需要的是“简单体力工人”，包括餐饮服务业、超市、保安、保洁，“这些人员流动性也很大，很多人在找不到其他工作的情况下去做这个，一旦有好的选择，他们就会离开，有人离开就会很快有人补充进来，农民工在北京不荒显而易见。

　　同时，因为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房地产利益链上的每个环节都受到了影响，其中建筑工人和从事装修的劳动力都会较以往显得有剩余。

　　工厂工人受捧

　　老板开车到家门口接农民工

　　邻村来了一辆小轿车和几辆面包车，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工厂的老板来接农民工去上班的。

　　身处安徽北部一小乡村的爱玲这几天一直在附近各村转悠，寻找同路的姐妹前去张家港——那里有不少活在等着她们。爱玲在张家港一家制衣厂已经打工数年，这几年都要带工过去。

　　关心时事的爱玲这几天眉头紧锁，她清晰地记得手机报里面那条新闻——农民工开始抢手了！民工也荒起来了！爱玲有切身体会——以前都是各村的婶子大娘踏破她家门槛，希望爱玲带着她们的闺女出去打工，好话都要说上一箩筐，让爱玲也美滋滋的。今年明显不同了，爱玲经常一天转下来，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愿意前去张家港，“以前是她们来游说我，现在是我游说她们了，真是变了，变了！”

　　找不到工友，张家港那边的老板也着急起来。一天要有三四个电话给爱玲打过来，老板、经理、车间主任轮番上阵，给爱玲说好话，让她多带工人过去。其实，爱玲在他们眼里已经是个“金贵的宝”了——除夕夜，爱玲的手机就响个不停，都是老板、经理、车间主任给发来的短信，“祝贺兔年吉祥之外，就是希望我过了初四就要带工人们过去，着急得不行。”

　　还有更着急的，爱玲听说邻村来了一辆小轿车和几辆面包车，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工厂的老板来接农民工去上班的，“当时我们都有点愣了，这待遇也够好的了，我们哪里坐过小轿子车啊。”这样的消息不只是爱玲所闻，据媒体报道，上海派出近400辆长途大巴奔赴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地，到“家门口”接回农民工。

　　老板热情的背后是民工荒。专家分析，现在的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600多万人，3年差不多少了2000万人。相关专家表示，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已有30余年，人口结构的变化从城市、农村小学招生人数的下降，新增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减少等社会现象中已经有所体现。劳动人口增幅下降、所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发生变化。从劳动力供给的源头上，已经不像从前能够“无限供给”了。

　　不过爱玲在走访中也发现，除了民工荒之外，不少农民工担心去城市打工，生活成本会增加，从而犹豫不决，“物价上涨那么厉害，出门在外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下去。”

　　领头人月薪四千令人艳羡

　　今年春节回家，老板亲自备下了年货送给她们，每人一份，有花生油、羽绒袄、保暖内衣等，还给每人都买了回家的车票。

　　爱玲现在在村里俨然是众人艳羡的对象，她走到哪里都能引起一番热议：“听说她工资都快到四千块了，够咱们在地里面刨一年的了。”

　　其实，不仅是爱玲这样的领头人工资在增长。据她介绍，现在企业在薪水方面对她们格外好，“只要你成为熟练工种，马上涨钱，最高的幅度有一千多块，少的也有四五百块。”今年春节回家，爱玲她们都没有自己买礼物回家，老板亲自备下了年货送给她们，每人一份，有花生油、羽绒袄、保暖内衣等，还给每人都买了回家的车票。

　　“听老板说，可能还要给我们解决子女在当地上学的问题。”爱玲很是兴奋。兴奋之余她知道，这是一场争夺战，农民工也开始“金贵”起来。

　　面对民工荒，各方开打温情牌。来自媒体的消息，重庆方面承诺——“重庆西永新机会，十万电子好岗位。这里不仅有充裕的工作岗位，有收入的保障，有公租房、子女入学等政策环境，而且能近距离地照顾老人和子女，免去亲情的牵挂和旅途的奔波，获得家的归属感”。

　　建筑零工遇冷

　　等了7天还没一个活

　　房地产调控了，买房子的人少了，装修的人也少了，跟房子有关的每个职业都受到影响。打建筑零工的工人越发难找活了。

　　12日早上9时，六里桥北侧的人行路，求职的农民工几乎占据了其中一半的面积。这个距离六里桥长途汽车站不远的马路劳务市场已经聚集了近百名农民工。工具包散乱地堆在路边，三五成群的工人聚在一起开着玩笑。

　　老王在寒风中不住跺脚，他并没有加入到成群的工人中，而是选择了距离他们有三四十米的地方，他不时向马路上张望，开始了一天的等待。“这个位置最好了，可以看到四个出口。东面和西面来的车都得停到我面前的弧形马路边上，六里桥下的两个出口过来的车和人，我也一下子就能看到。大家在一起聊天耽误事。”

　　40岁的瓦工老王9年前从河南新乡老家来到北京打工，为了节省路费，老王春节选择留在北京过节，“初四我就在这儿等活儿了，一直等到初十还没有活儿。”老王缩着手，一边和记者闲聊一边焦急地注视着四个出口，等待雇主出现。

　　说话间，一辆灰色小轿车停在了老王面前，他快步上前，弯下腰冲着还未打开的车门便问，“老板，您需要干什么活儿？刷墙面还是铺地砖，我什么都行！”问题还没问完，小轿车已经被十几个工人围住，急切地询问招什么工。

　　车主被眼前的阵势吓到了，坐在车里一直摇手，透过微微摇下的车窗说：“我是在这儿等人。”工人一声叹息后迅速散去。“今年的情况肯定不好，前两年这个时候，我早就干了好几天的活儿了。房地产调控了，买房子的人少了，装修的人也少了，跟房子有关的每个职业都受到影响。”劳务市场里的工人渐渐多了起来，几个工人打起了扑克，观战的人围了里三层外三层。

　　36岁的李国军是河北张家口人，为了能抢到工作，大年初五就回到了北京，开始在六里桥等活，“本想着刚过完年，回来的工人少，容易找到东家，结果等了好几天，一个小活儿都没接到。光花生活费了。”

　　“找啥活啊？”记者身边围过来了几个工人，但是听说是记者后，大多数都摆摆手说，“没用，了解了也没啥用，也不能给我找个活儿。”工人表示，他们多数是从事与建筑相关的工种，在初七前就在这里等活儿，不过很少有人找到工作。“年前没挣到钱，回家干啥呀？过年活儿虽然不多，但万一碰到一个呢？挣一点算一点吧。”一个工人摇摇头转身离开。

　　过两天再去大钟寺试试

　　用工荒，缺的都是生产线上的工人，我们这里一点也没有感受到用工荒。

　　老王在六里桥附近租了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平房，每月房租400元，他从家里的一台小收音机中听说很多地方闹起了“用工荒”，“缺的那些都是生产线上的工人，我们这儿一点没有感受到‘用工荒’。”老王抹了一把已经冻得通红的鼻子。

　　李国军是少数几个听说是记者采访而未离开的农民工，他双手插兜，不停地跺脚。“我们这儿去年也有人去过南方，去工厂里当工人，干了三个月就回来了。为啥？因为挣的工资比这少了一半多。”同为瓦工的李国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工厂里一个月收入两三千元，可是做瓦工一天的工资就在160元至200元之间，“差距显而易见，我们也比一般的‘灰领’挣得多。”

　　老王同样深有感触，他去年除去在北京的开销，给家里一共汇了两万多元，“如果回到老家或者去工厂，挣到的钱除了开销，就不剩啥了。”老王蹲在路边的花坛上，深吸了一口烟。“再一个，我们这年龄去工厂，人家也不要我们。”

　　“走，到那边吃饭去。”老王指了指桥东，而在他身后不足五十米的地方就有一家小吃店，“不去那家，他们家的面一碗8块钱，量还不大。”中午11时，老王沿着桥下的马路一直向东，走了七八百米后，拐进了一个农贸市场。“老板，来一大碗面。”老王坐在靠近炉子的位置，“我们一般一天吃两顿饭，上午11点左右吃一顿，晚上七八点钟再吃一顿，早饭就省了。”

　　除了表面漂着的油珠和葱花外，还有两块肉片，老王吹了吹面前的面碗，先喝了几口面汤，“这一碗面，6块钱，元旦之前还是5块呢。按着这么算我的工资也应该涨20%，可是不仅没涨，而且活儿还不好找。”老王用筷子捞出了碗中最后的几根面条，最后一口气喝掉了剩下的面汤。“听说房租也要一个月涨50块钱，这段时间不进钱儿，光花钱了，挺难的。”老王抹了抹嘴，又点起了一支烟。

　　再次回到劳务市场后，老王依旧站在他那块“宝地”上，盯着四个出口的行人和车辆，“记者师傅，别写我们了，这个劳务市场也不是合法的，一写出来没准城管就来撵我们了。”老王已经计划好，如果再过几天依旧找不到工作，他就去四惠、大钟寺和大兴的劳务市场碰碰运气。

　　下午2时，劳务市场的工人较上午少了近一半，只要有车停在路边，老王总是第一个冲上去询问。“很多人过了中午就不来等了，天气太冷了。”不过，老王还仍然在坚持等待，“我一般都等到天黑再回去，只要我等了，不管有没有活儿，都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