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县长疑受贿被调查，外逃两年，被抓获时瘦了30多斤。

　　这不是大新闻，好在有趣，再过一些年，今天好多大新闻可能都会忘了，这个新闻说不定仍然有价值，因为它里面包含着浓郁的时代风情。

　　报道说，春节前，洛阳警方查访一家洗浴中心，发现一男子持假身份证，询问中神色慌张，几经审讯，该男子称是潜逃的安徽利辛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刘斌。刘斌2008年因利辛县建委主任受贿案发，突然外逃，被亳州市检察院网上追逃。逃跑期间，刘斌先在上海住高级宾馆，后在西安郊区住小村子，曾做过小煤矿会计。今年春节，因思念父母，又要不暴露西安的“据点”，打算将双亲接到洛阳与自己见面，没想到刚到洛阳就落入法网。

　　官员外逃，大多去往境外。前次河南安阳市李卫民搞出了一点新鲜，在北京公干后，返程中由司机报告失踪，却是藏身于司机在三门峡乡下的家中，236天后落网。现在看，潜逃乡下，李卫民不是首创，刘斌比他先，只是李卫民有“忠仆”效劳，刘斌独善其身。

　　逃了两年多，瘦了30多斤，刘斌命苦，但也可见“自由”确属无价。现在多有劝人投案的，大多要说“一天到晚受怕，投案了，终于踏实了”。刘斌落网，据报也感慨“终于不用再逃跑了”。这种“落网的好处”，是在落网之后才会说的，但得一日不落网，多数潜逃者可不会去要这份心安。

　　当然，刘斌跑掉之前，不会设想要瘦掉30多斤。30多斤，是一步步瘦成的，不是事先可以预料。一步步瘦成，就能够一步步忍受，温水煮青蛙，道理同一。但潜逃仍然有一种信念，大概是“不管怎样，都比被抓了好”，至于潜逃到底会出现“怎样”的情况，瘦30斤，或者人不人鬼不鬼，具体的情形随潜逃而展开，而非在潜逃前就已经“过了电影”。潜逃作为一种特殊的人身自由状态，大多是被动终止，而非主动完结。

　　我在网上追索了一下刘斌的来历，发现最早有报道，是在2001年南方周末的《利辛风暴》报道中说，县财政局长刘斌回忆，当时他和县纪委张书记被县委书记夏一松叫到宿舍，夏拿出个黑皮箱，将别人行贿的20来个信封和一些钱交给财政。刘斌出逃时在小煤矿做会计，可见有专业基础。只是，这场“拒腐现场会”还是没有发生作用。

　　刘斌外逃，靠当小会计为生，专业依据有了，但有什么必要靠专业为生，还是让人疑虑。据亳州检察院介绍，他在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期间，受贿现金达7万元。7万多元，在上海住高档酒店半年，恐怕就要用光，这可以解释他何以去做会计。然而，7万多元，刘斌就跑了，这该让人说什么好呢？是该说腐败查得很彻底，震慑很有力，还是该说这个人没什么大丘壑，没承受力，或者让人猜测他手眼不够，奥援不足？呵呵，大概言人人殊吧。

　　潜逃的副县长备尝艰辛，从主席台上的坐客变身打工仔，瘦了30多斤后，被意外捉获。身份变化，身体摧损，心理恐惧，以及落网的意外性，无处不是新闻点，无处不是世相时风的生动写照。他是因思念父母而落网的，但愿他不为此而后悔，亲情孝道，这还是可爱之处，哪怕为此而付出脆弱的自由。

　　为什么某些官员动不动就会潜逃，这大概会是一个可使若干年后的人们不解而且忍俊不禁的问题。就像今天，为什么几十年前连不管多高的官都会突然被戴上黑牌子示众，很多人不解，而且忍俊不禁。这是最好的时代，发展空前地迅速，官员也无上风光，但另一面，某些官员又似乎随时在准备逃跑，而且未必是算好了步骤，去过好日子。另外，还有一些官员“坠楼”而亡。这样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又会让若干年后的人们怎样看待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期？ □刘洪波(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