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第一监狱 200余名犯人，大多曾是重刑犯 ，在监狱服刑二三十年不等，有的甚至曾经是被判死缓、无期徒刑后改判的犯人 。获释后，他们没有选择回到家乡回归社会，而是选择在监狱的高墙外聚居下来。虽然已经获得了昆明当地户籍，而且出入完全自由，但他们的心里依然存在着“劳改”的深刻印记。

　　监狱高墙之外形成城中村落

　　李福朝和蔡延平曾经是狱友。在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下称省一监)期间，他们的工种都是电工，刑满释放后，又在省一监的高墙外比邻而居。

　　蔡延平生前伶仃一人，独自守着一间居室住在李福朝家的后院 。这一带是一排排低矮的棚户，聚居着数十户人家，除却一栋五层楼高的老旧红砖房外，近400平方米的区域全部是低矮的棚户，保留着城中村最原始和杂乱的状态。

　　棚户区的两侧是布满铁丝网的高墙大院 ，一边是省一监，另一边是昆明监狱 。在通往省一监的路口，路牌上标示着这块区域的正式名称：四合院 。不过，在居民们的嘴里，他们惯常的定义是：劳改村。

　　瓦砾间生长着的荒草，开裂剥落的土胚墙体，以及不时在巷道内追逐着的野猫和鸡，是三十年来“劳改村”里最真实的状态。

　　在这有着200余人的特殊群落中，大多曾是重刑犯，在监狱服刑二三十年不等，有的甚至曾经是被判死缓、无期徒刑后改判的犯人。走出高墙后，他们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有的作为监狱所属工厂的企业工人退休，有的作为暂留待迁人员等着迁走，只是这一等就是三十年 ，“劳改村”里的居民户口也都变成了昆明本地户籍。

　　保持服刑惯性还为监狱打工

　　住在村里的很多老人以“反革命”罪名入狱，例如兰文光、张成贵、秦本坤、拜有智、王起胜等，聚集在这里的也不全是刑满释放后的“政治犯”，刚刚谢世的蔡延平据说是因为强奸罪入狱，李福朝则是因为打架斗殴。

　　1984年 1月4日，兰文光脱下穿了22年的囚服走出监狱大门，然而，他迈向新生活的脚步很快就止住了。服刑期间，兰因车工手艺出色，一直是省一监自办工厂金马柴油机厂的骨干工人，出狱时正值柴油机厂效益红火，作为熟练技工，他被要求留了下来，就地转身为工厂工人，并在棚户区由狱方安排一间平房作为住所，他也由此开始了长达26 年的监舍外生活。

　　这也是棚户区众多刑释人员选择留下的共同缘由所在。同一年出狱的张成贵也没能回原籍，他成为柴油机厂的长期合同工，每天的工作是修理柴油机。

　　“当时想过回去，亲戚也希望我回去。”张成贵分析，当时地方政府担心他们回去会报复社会或不被社会接纳，而监狱也需要他这样的高级工，就被动员留了下来。

　　数十年来，监舍与工厂之间“两点一线 ”的枯燥生活让所有留下来的刑释人员继续保持着服刑时的惯性，并没有发生太多改变，只不过住所由监舍内换到了高墙外。与在监狱劳动不同，张成贵等人可以领到工资。

　　仍由狱方管理按月缴纳房租

　　1986年 ，拜有智出狱后，延续了在监狱里的老本行：监狱医院的护理工。“打针配药，端屎端尿。”这八个字概括了拜有智从1972年进入省一监服刑到刑满释放，直至2008年退休的近四十年人生的全部价值 。

　　拜有智保留有一张签于1992年的“刑满暂留待迁人员用工协议书”，规定其“暂留期间，不得享受调整工资 、奖金、公费医疗 、探亲等待遇 ”，并定下其临时用工期间的月工资标准为105元 。

　　记者了解到，尽管村里大多数人已转成居住地户籍，日常的管理依然由省一监后勤服务中心担负着。2月7日，记者在治安执勤点一侧的墙上看到一则催缴“四合院各住户”水电费、垃圾清运费、卫生费的通知，落款是“省一监后勤服务中心”，盖着鲜红的公章。

　　除上述费用外，住户还需向后勤服务中心按月缴纳房租 。秦本坤的房间有41平方米，房租 150元 /月 ，后来几经交涉降到了 98.6元 /月 。兰文光的房租更便宜些，17平方米的房租是11.7元 /月 。

　　与服刑的区别是获得了自由

　　虽然有后勤服务中心管着，高墙外居民们的自由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这是与在墙内服刑时生活的最大不同之处。拜有智、兰文光可以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只有一次，3年前他进京上访想提高待遇 ，拜有智被省一监工作人员强行从外地带了回来。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敏感而脆弱的群体。2011年 1月 ，记者在探访兰文光家时，闻讯赶来的一王姓邻居被兰的老伴拦着不让进门，这位胖实的民妇拽过记者的手臂，附耳低声说他曾偷过家里的鸡，“要提防着他”。

　　此前的几个月，这里还曾发生过一起火灾：2010年 10月 19日，四合院住户魏民义家中突然失火，房屋被毁。与魏家仅一屋之隔的唐惠仙也受牵连，引发了她对魏民义的声讨和指责。

　　此后，四合院一度有传闻说是魏民义自己放火，唐惠仙更是绘声绘色地向本刊记者描述魏民义在发生家庭矛盾时常常殴打其丈母娘和妻子，后者不堪忍受经常不回家，而住在附近的女儿也很少顾及魏的生活，“心灰意冷之下，他就放火烧了自己的家。”

　　出狱老人去世都联系不上亲人

　　蔡延平去世后，李福朝、兰文光和省一监后勤服务中心曾试图联系他的女儿，始终未果。在李福朝的记忆中，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他女儿了。为此，关于蔡延平到底有没有女儿的争论一度在棚户区持续了很久。

　　最终，后勤服务中心只得以单位的名义为其火化遗体，费用从蔡延平生前的工资中开销 。

　　蔡延平的命运似乎是棚户区居民不可避免的归宿。兰文光甚至透露，2010年，红砖筒子楼房里的一位独居老人在房间里去世多天后才被邻居发现。

　　秦本坤在出狱后也曾试图回到云南文山县的老家，但被家中兄长拒绝：“在外边折腾得不够吗，还回来干什么？”

　　秦本坤是1979年11月1日被平反的，然而和城市户口、入狱前有着工作单位的人在平反后大多落实待遇不同，农村户口的秦本坤只领到一纸平反证明，“如果回家，监狱负责发200块钱的‘冤狱费’。”

　　如此不体面地回家，秦本坤并不愿意，加上出狱时已被评为三级工人，在监狱的动员下，他最终选择留下。

　　在留下来的这些人中，兰文光最让邻居们羡慕，因为他有着令人艳羡的天伦之乐。出狱后，兰又找了个老伴，此前老伴生有两个儿子，如今都有着体面的工作。儿子们并没有嫌弃曾经入狱的继父，逢年过节都会赶来棚户区探望。

　　有人让座才感觉和普通人没分别

　　张成贵也有过两次婚姻。入狱后，他被迫和在当地县妇联工作的老伴协议离婚，把4个孩子留给老伴独自抚养。出狱后，张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老伴，是富民县的一名教师。

　　但张成贵大部分时间依然独自一人住在棚户区。退休后，张成贵又在昆明饭店、广福路停车场等地当上了保安。加上其正式工人的退休工资，每个月有着二三千元的收入，这在棚户区是少见的高收入。

　　2008年，后勤服务中心通知棚户区住户，为改善四合院住房状况，计划在省一监老生活区兴建经济适用房。出于为儿子成家考虑，拜有智、秦本坤等人分两次筹措了5万元交上去，但时至今日，秦本坤数次前往工地探望，依然没有动工迹象。

　　儿子们早已成家立业的兰文光没有交这5万块钱。退休后，他落实了昆明户籍，顺利地办下一张昆明本地的“公交爱心卡 ”，闲暇时，他会免费坐着公交穿梭在昆明的大街小巷。

　　“上车后，年轻人也会给我让座。”回忆起来，公交车上的类似细节总是让兰文光感觉温暖。那一刻，他才真正觉得自己和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位普通市民没有任何分别。

　　据《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