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成名的故事在这个时代不断发生。不过，任何时候，每个人都应懂得，能够看到多远的过去，才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依靠翻唱汪峰的《春天里》走红的“旭日阳刚”音乐组合，现在回看过去，会发现他们与曾经扶他们上马走上一程的人——《春天里》词曲作者兼原唱者汪峰，渐行渐远。

　　丈量双方之间距离的尺子，是汪峰最近明确告知旭日阳刚今后不能以任何形式演唱《春天里》。这把尺子量出的距离，是心理的，更是文化的。而这种距离，在旭日阳刚与汪峰之间，更在整个社会不同人群之间。

　　从当初凌乱局促的出租屋唱上了“星光大道”，随后唱进央视春晚，旭日阳刚经过一条别样的途径，完成了从草根到明星的重大转身。现在，他们已经频繁出现在各地商演的舞台上。

　　这段成功过程，绕不开汪峰的扶持。比如，汪峰邀请旭日阳刚参加自己的演唱会，特别是一再授权他们直到在春晚演唱《春天里》，最后才完成了对这对草根歌手命运的根本转变。

　　就像每个父母懂得自己的孩子一样，汪峰自然明白《春天里》的价值，也明白这种翻唱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背后的文化与市场的秩序又意味着什么。他对旭日阳刚以及《春天里》版权争议的所有姿态，都是基于自身对文化的理解。行为是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围绕着《春天里》的种种争议，都是基于这种理解生发出的碰撞。

　　这种文化冲突，并不只存在于汪峰与旭日阳刚之间，还有他们背后的团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的人们。不难理解，一首《春天里》击穿许多人，自然维系着很多人的尊严、利益与权利。

　　当汪峰不让旭日阳刚演唱这首歌，自然会激发起众人的情绪，带来各种争议。而这些争议也在被围观与评价。

　　文化冲突的风暴生成了。被这种风暴裹挟的，不仅是汪峰与旭日阳刚，还有更多人。文化差异越大，参与人群越多，风暴就越激烈。

　　比如，是旭日阳刚唱红了《春天里》，还是《春天里》唱红了旭日阳刚，在不同人心中有不同答案。这里面其实既有文化与市场复杂的逻辑关系问题，也有艺术本身的价值界定问题。种种不同的社会心理因素，影响着不同人群看待汪峰与旭日阳刚二者在《春天里》的价值权重。

　　旭日阳刚曾经的生存状态，作为这个时代的一种表征，自然容易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讲，旭日阳刚对音乐介入现实生活无疑也作出了贡献。但是，这又绝不是消解《春天里》作品本身的文化价值的理由。

　　面对这些复杂错位的社会文化元素，当事人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围观者也面对着文化价值判断的博弈。而这些价值阐述与文化博弈，本身何尝又不是一种财富？

　　当然，汪峰给予过旭日阳刚最大的帮扶。当旭日阳刚以大量商演冲击特定版权秩序，客观形成对汪峰及其团队利益冲击的情况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汪峰选择拒绝赐予，并不承担道德责任，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理性。他在这起事件中展示的文化包容与秩序守护，应该得到尊重、理解，甚至是激赏。

　　这并不意味着汪峰能够摆脱诸如酸葡萄心理、心胸狭隘之类的指斥。他还专门写下一篇五千余字的被他称为“有生以来最长的一篇文章”、“包含了真相和尊重”的博文。尽管这些都得到旭日阳刚及其经济人的回应，证明汪峰的真实与正当，但是，汪峰还是无法从这种文化风暴轻松抽身。

　　比如，有央视主持人也将汪峰维护版权行为称做是“危机公关”，认为应该以“开阔的心胸”这样的道德境界面对问题，从中也不难发现法律意识的淡薄。诚然，对弱者自然宽容与同情是应有的品质，但弱者从来也不应该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更不能因为是弱者就可免于担当法律责任。

　　如果不尊重这些文化常识，恐怕会远比这事件本身更悲哀。而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在这个价值溃散的年代，不同人群之间也呈现出严重的文化分层。文化分层又远比社会分层更为复杂，很多时候，它并能不简单地以经济指标与身份地位来进行衡量。如果不能通过理性的文化对话，真正形成对文明与秩序的普遍坚守，任何人都可能遭遇到精神与权利的剥夺。就像现在汪峰被裹挟于“春天里”文化冲突的风暴中。

　　摇滚音乐《春天里》还将被继续歌唱，也只有在文明与制度的底线上，《春天里》才能先属于汪峰，再属于所有人，成为一种文化力量介入社会生活。这里说的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旭日阳刚。

　　也就是说，通过对这起事件的围观与梳理，让人们形成更多的文化认同，懂得去遵守秩序底线，那样才能避免更多人被裹挟在文化风暴中，而不至于产生太多的盲从与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