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外交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规范管理在华举办的国际会议。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全面控制国际会议规模和总量；不得擅自对外承诺提供任何免费服务；不得举办或承办无实质内容的国际会议；不得攀比会议代表规格；不发会议纪念品，不组织公款游览、参观等。（中广网2月14日）

　　对在华国际会议戴上笼套，归根结蒂是对公款使用政策的收紧。众所周知，作为“三公”消费重要内容的公款接待费用向来惊人，并饱受公众苛责。而与此“相映生辉”的是，关于会议腐败现象的报道和分析文章屡见不鲜，那些过去原本为人所不齿的会议腐败行为，也以潜规则的方式大行其道。

　　这几年，“返还会议费”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据有关媒体报道，去年，北京一家宾馆向在该宾馆开会、度假的单位返还费用，被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调查。2003年至今，有上百家单位在该宾馆开会时享受到了“返现”，有的单位累计数额超过百万元。有的单位虽未“返现”，但存有高额款项，并开立消费账户，供领导或单位招待客人时另行消费，金额高达几百万元。（《浙江日报》1月6日）

　　不可否认，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之所以对国际会议费用大包大揽，往往出于面子因素。然而，好面子未必就能令“老外”买账。19世纪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以其在华数年经历，写下了《中国人的性情》一书，作为书中开篇的《讲究面子》一文写道，“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做剧院里的演员。无论中国人做什么，其意识中都是为了在表面保存脸面而不受责备”。实际上，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不少真正专注于国际交流的外国专家学者和友人，对国人的所谓“好客”之道也颇感不适。

　　当然也有必要认识到，曾几何时，面对经济发展滞后，底子薄，特别是国际话语权严重不相匹配的历史现实，极其希望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占据应有席位的国人，为吸引一些国际会议，不得不许之以种种优厚条件。时过境迁，如果说过去我们更希望通过在华召开国际会议的方式，向世界敞开改革开放的大门，那么今天，我们国际交流的重点则是适应并改造国际规则。某种意义上，即便有的国际会议不在我国召开，在现有机制下，我们依然可以方便地参与国际活动，发挥作用。

　　随着国人走出国门机会的增多，还有信息传播的发达，国人对发达国家在公款使用上的斤斤计较也多有了解。曾有新闻披露，一些人走出国门参加国际会议时颇不习惯，既因为会议内容安排过于紧凑，毫无喘息之机，更因大多国际会议实行的是“AA制”，要求费用自理。

　　强化在华国际会议的管理，实现与国际惯例接轨，这并不丢人。当然，这样好的举措要最终取得好的效果，还需从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多方面强化制度合力，毕竟管好公共资源、卡住可能外流的肥水并非易事。（几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