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在中国东北爆发的日俄战争，已经百年。现在再看国人当时对这场战争的种种反应，不同观点间的激烈争论及其后果，仍使人感到饶有意味。

　　由于与中国东北接壤，近代以来沙俄一直将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对东北的侵略。而经过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帝国刚刚崛起，正在走向军国主义。它制定所谓的“大陆政策”，其战略目标是首先吞并朝鲜，然后侵占中国东北，并以此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称霸东亚的基地。中国东北成为日俄两国矛盾的焦点。

　　1902年4月，清政府与俄国订立《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分三期在18个月内撤走，但1903年春规定撤军时间即将到期时，俄国不但没有撤军打算，反而增兵东北并向中国政府提出由俄国独占东北等七项无理要求，想把中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

　　同时，俄国独占东北的计划与日本夺取东北的战略发生严重冲突。经过几年积极准备，日本自忖实力大增，决定对俄针锋相对，争夺中国东北。

　　从1903年8月起，日俄两国为宰割中国东北多次谈判，但一直未能达成分赃协议。在谈判的同时，双方实际都在积极备战，战争一触即发。1904年2月6日，日本对中国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实际爆发。10 日，双方正式宣战。对这场以中国领土为战场、使中国东北居民饱受战争祸害的战争，清政府竟然在12日宣布自守“局外中立”，甚至声称“彼此均系友邦”。

　　“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

　　对这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直接关系中国利害甚至命运的战争，国人极为关注。但有意思的是，国人虽然谴责这场使东北居民惨遭兵燹之祸的战争，对国家衰败如此、遍地生灵涂炭深感痛心，但相当一部分人却对这场战争的胜负更感兴趣，纷纷预测战争进程、结局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特别是此时仍十分弱小的立宪派，敏锐地感觉到这场战争有可能使国人的思想发生有利于政治改革的变化。

　　自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继续进行立宪运动。但其活动和影响主要是在海外，对国内的影响十分有限。对这场两个列强在中国大地上的厮杀，立宪派十分愤怒。同时，他们又做出判断，认为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可以战胜仍行君主专制的沙俄。就在日俄宣战后的第三天，立宪派的《中外日报》即发表社论，认为长期以来都是白种人打败黄种人，白种人对非白种人进行殖民统治，而这次战争将使人认识到“国家强弱之分，不是由于种而是由于制”，明确提出国家强弱的关健在于制度，而不在其他。

　　还有文章也预料日将胜俄，而此战之后“吾国人之理想必有与今天大异者矣”。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次战争将使国人“悟世界政治之趋势，参军国之内情，而触一般社会之噩梦，则日俄之战不可谓非中国之幸”。他们说得很明白：“盖专制、立宪，中国之一大问题也。若俄胜日败，则我政府之意，必以为中国所以贫弱者，非宪政之不立，乃专制之未工。”这样，中国的立宪改革将更加困难。

　　与立宪派预料并希望日本获胜相反，清廷和守旧派则预料并希望俄国获胜，而且已经制定具体亲俄外交方针。他们认为日本为一小小岛国，远非地大物博的俄国的对手。他们还认为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是“以权与民”，这样士兵在战场必然会“各顾其命”，难打胜仗；而俄国是君掌大权，军队一定令行禁止，因此必然是俄胜日败。对此，立宪派反驳说，国家的强弱不在大小，而在精神。日本虽小，但经君主立宪后精神蓬勃，“俄国虽大，而腐败之气象与我国等”。另外，民权乃天赋之权，“故立宪国民每至战阵之场，各以保守天权为务，生死不计也”，而这是“专制之国以军令示威者所可同日语耶”？

　　战争的发展证明立宪派预料正确。1904年2月到8月，双方舰队在旅顺口附近多次海战，俄舰受重大损失。同时，日本陆军从新义州渡过鸭绿江，突破俄军防线。1905年1月，旅顺口俄国守军投降。二三月间，双方以60万兵力展开沈阳会战，俄军败北。为挽回败局，俄国从欧洲调舰队东驶，结果于5月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全歼。历时一年多的日俄战争，终以日本大获全胜告终。

　　平心而论，立宪派一年前做出日本必胜的结论相当大胆，甚至有些冒险，更多地带有价值取向的成分。因为近代以来的所谓世界“公例”，是黄种人被白种人打败，而且以两国的幅员、实力来看，当时公认俄国远在日本之上。所以此时日胜俄败的结果一出，立宪派借此大做文章，宣传说这场战争“非军队之竞争，乃政治之竞争。卒之日胜而俄败，专制立宪，得失皎然”，“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之果”。

　　由于国家一直处于亡国之危，而且中国完全没有立宪传统，所以多数国人并不关心限制皇帝权力的“立宪”、保护公民的“权利”等等，而萦绕心头的是国之兴亡。此次日本在打败君主专制的中国后竟又打败公认强大的也是君主专制的俄国，似乎以具体直观的事例告诉国人立宪可以强国、救亡。

　　所以，此前十年的甲午战争使一些先进者感到中国的富强在于维新，但有此认识者毕竟少而又少，而此时的日俄战争再次给国人以强烈刺激，促人猛醒，社会舆论和观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以日本为师，立宪可以富国强兵、可以救亡图存，甚至某些原先反对立宪的守旧人士也转而倾向支持立宪。这样，原本影响不大、只是少数人的立宪活动因此影响大增，不久就迅速高涨，对全国性立宪运动的形成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强国”是“立宪”的重要动因，无此动因，立宪在中国很难启动，这是中国与西方“宪政”启动非常不同的地方。但在相当程度上，也预示了一旦“国强”之后，“宪政”即被抛弃（虽然从未实现过“宪政”，但在“国强”之前起码从理论上不反对“宪政”）的命运。

　　从“爱国”到“革命”

　　如果说“立宪”的复苏是日俄战争的一个重要后果，那么一些青年由“爱国”走向“革命”，则是另一个重要后果。

　　早在1901年初俄国外交大臣提出全面剥夺中国在东北主权的约款时，爱国民众在当年3月就两次在上海张园集会，谴责俄国侵略，要求清政府拒绝签字，得到全国及海外华人广泛响应，他们还致电督抚呼吁拒俄。这次集会以士绅为主，对政府颇有期待，有人称为“尊君爱国有同心也”。正是在这种压力下，清政府未敢与俄签约。

　　1903年4月，俄国拒绝按约撤军的消息传来，4月27日，在上海的18省各界爱国人士第三次在张园集会，声讨俄国侵略中国的野蛮罪行，并一致议决发出两个通电：一个致各国外交部；一个致清政府外务部，抗议俄国侵略，并成立领导运动的中国四民总会。4月29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与会者群情激愤，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黄兴等130多人签名入队，陈天华等50余人签名加入本部。

　　4月30日，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四民总会、爱国学社等1200余人在张园举行第四次拒俄大会。蔡元培首先发表演说，当他读到“俄祸日急，留日学生已电北洋主战，结义勇队赴敌，望协助”时，群情激愤，会议议决改名为国民总会。邹容等1600余人先后签名入会。同日，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学生集会，抗议俄国侵略。5月中旬，拒俄义勇队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在很短时间内，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拒俄爱国运动在大半个中国轰轰烈烈展开，尤其是留日学生，更加激烈。

　　面对独立的学生爱国运动，清政府认为是“反清革命”。驻日公使蔡钧在奏折和给两江总督端方的电报中都将“拒俄义勇军”与从前的唐才常武装勤王的自立军相比，“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对此时尚属“保皇立宪”阵营中的“拒俄”学生，清政府一开始是严令禁止，禁而不止之后，干脆坚决镇压。正是清政府对学生拒俄运动的严厉镇压，促使学生迅速激进化，开始转向革命。

　　蔡元培是“辛亥元勋”之一，但在1903年底，在他参与创办的《俄事警闻》上发表《告革命党》等文，还劝立志“反满革命”的革命党人在盗贼“盗劫吾物”的时候，不应该“不追盗而徒责吾仆通盗之罪”，应共同抗俄。日俄战争爆发后，《俄事警闻》停刊，于1904年2月底改为《警钟日报》出刊，蔡元培任主笔。但《警钟日报》最后在1905年3月底被封，发行人戴善鹤被监禁一年半。正是在这期间，蔡元培变得更加激烈，在1904年还参加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

　　轰动一时的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都出版于拒俄运动高潮中，影响之大难以估量。1903年7月，“军国民教育会”将原定宗旨中的“实行爱国主义”改为“实行民族主义”，此所谓“民族主义”，即反对满清之革命是也。

　　此前，孙中山的活动重点是会党，在留日学生中并无“市场”，但1903年夏他来到日本，发现情况大有改观，一些留日学生主动与他接触，探讨中国未来。从此，孙中山的活动重点就由会党转为留学生，“革命力量”开始形成，“革命”与“改良”道分两途，“革命”虽仍弱小，但已有资格与“改良”展开理论论战。

　　日俄战争使立宪风潮初起，革命派开始形成。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这三种政治力量究竟如何分化演变、究竟谁消谁长，最后是立宪避免革命、抑或革命压倒立宪，还是维持现状的既不立宪又无革命，端看哪方能洞察时势、乘时运势了。

　　日俄战争对中国的深刻影响再次说明，在国际交往越来越密切的时代，国内政治必然要受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大势的客观、清醒的认识和分析，是国家稳定、发展、进步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