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越 张峰

　　滥用职权犯罪在实践中往往更多地体现为经集体研究决定，涉及多层领导责任的问题。笔者认为刑事责任不能单一地依据职位的高低来认定，由于责任之间相互交织、较为复杂，需要视不同情况确定罪责。

　　第一，单位领导集体讨论后决定实施滥用职权的行为，一般应认定为滥用职权的共犯，如果在集体讨论的过程中或表决时明确反对的，则不成立犯罪。但是，如果基于信赖原则，该决定是建立在具体承办人员的操纵、欺骗或者具有专业知识背景人员对相关专业知识的虚假、欺骗介绍的前提下，且单位领导对此并不知情，则该决定并非单位领导的真实意思表示，一般不应当承担滥用职权罪的刑事责任。但如果领导对于相关人员的蒙蔽、欺骗手段行为能够识破或者骗术并不高明，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发现，则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犯罪。

　　第二，单位领导集体讨论后决定授权具体承办人员实施滥用职权行为，如果具体承办人员提出该行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但未被领导采纳，且该承办人员的意思自由受到较大限制，则其只是作为领导实施滥用职权犯罪的工具，不应成立犯罪。但是如果具体承办人员明知违法而不向领导提出主张，仍继续实施滥用职权行为，则应与相关领导成立滥用职权罪的共犯。

　　第三，具体承办人员多次采用纠缠、鼓动等方法使得领导作出了实施滥用职权的决定，有关领导在作出决定时仍具有相当的意思自由，应与具体承办人员成立滥用职权的共犯。

　　(作者单位: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