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昨日南都社论《一味求大求洋的造城运动应该降温》，不由想到村里一些人的“城里人”之路。我的老家在一个偏远山区，与许多地方农村一样，村里青壮劳力大都外出打工，一些出去早、头脑灵活的人，现已在县城买房安家，不仅住上了楼房，并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这些人的“城里人”之路是怎样走的呢？虽然他们外出的时间不一，从事的行业各异，但进城“上楼”的路径基本相同。举一个例子，更直观地说明这一问题。

　　张会才，我妻子的堂哥，1992年，在家做田的堂哥外出打工，起先，堂哥在县城帮人送货，这是一个重体力活，干了两年，堂哥又换了一份工作，到县城菜市场帮一个卖鸡的摊主杀鸡，这个活虽然脏，但体力上还行。

　　干了三年，堂哥手上积攒了一些钱，他寻思不能这样总是帮别人打工，自己也要当老板。由于为人老实，做事踏实，当堂哥将这个想法告诉雇主，希望能得到帮助时，雇主二话没说，不仅借钱给堂哥，而且带堂哥做生意，就这样，通过10年奋斗，堂哥生意越做越大，不仅在县城买房安家，而且将两个弟弟也弄到县城做贩鸡杀鸡生意，如今，两个弟弟也在县城安了家。

　　堂哥的“城里人”之路至少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当农民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和一份稳定工作，并对未来可预见时，自然会“进城上楼”。这个过程自然而然，谁有条件不想生活得好一点？这是人的本能追求。在堂哥的“城里人”之路上，政府并未能给予社保、医疗、就业等社会公共“保障援助”，如果政府在堂哥进城打工时就为其提供“保障援助”，堂哥“进城上楼”的时间无疑将缩短，也会走得更顺利。

　　由此可见，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的角色应该是提供完善社会保障的服务者，而非动辄大兴土木建造“国际大都市”，乃至强迫农民“进城上楼”的推动者。此不仅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相违背，也有违追求幸福生活的“人性发展规律”，我始终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十分深奥的问题。 □孙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