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晔

　　“打工5年，换了北京、天津、长沙、武汉、昆明、苏州6个地方。”昨天，记者在新客站碰到了来自邯郸的90后农民工陈利强。元宵未到，陈利强就带着小他一岁的老乡张建新出来觅活，已经有丽水和上海两家企业向他们发出邀请，并承诺报销路费。但小伙子们并不着急：“没必要这么早决定，现在不到处缺人吗？趁机会好好物色一家知名企业！”

　　“陈利强们”的心态，只是当今二代农民工的缩影。杭州市就业局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处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80后和90后农民工已成打工大潮的主流，“与第一代农民工有很大区别，如同买服装讲究品牌，他们找工作也想找响当当的大企业，这样的挑挑拣拣无形中加剧了招工难！”

　　节后一上班，昆山市总工会副主席冯惠清立即着手监控当地重点企业招工情况，反馈结果出人意料，重点企业返岗率高达94%以上。冯惠清分析，除了这些企业大多未雨绸缪建立校企合作、订单式委培劳动力的机制外，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大企业有其品牌效益，许多二代农民工以在大企业上班为荣，企业吸引力自然增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一代’吃苦耐劳不同，‘二代’追求的是自我感受，因此在应聘时很在意企业能否提供文化设施及活动场所，在这方面，也只有大企业有实力。譬如昆山富士康，有影院、电脑房、足球场，更有职工俱乐部和棋牌、街舞社团。”相比之下，实力不大的中小企业，招工则越来越难。

　　杭州市外来劳动力市场负责人亦有同感。他认为，“二代”与“一代”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们和土地之间的感情联系，以及幸福感的参照物——“一代”只要能远离弯腰驼背的耕种生活便是幸福，但“二代”中的多数没有务农经验，其幸福感的参照物是与他们同龄的城里人，因此更追求精神诉求和自我感受。其中，一个明显差异表现在“二代”普遍对加班说“不”。眼下在杭州市外来劳动力市场中，为能招到人，不少招工企业在其招工简章中都打出了特大号的“保证不加班”等字眼，企业无奈道：“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赚钱不能靠加班，企业应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多发钱。”

　　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是“二代”的鲜明特征。浙江大学年前对在杭、甬、温三市打工的184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发现，他们“就业偏好”的前三项，分别为工资水平、发展空间和工作时间。陈利强告诉记者，他节前刚从武汉一家日资企业辞职，“也是当地的大企业，不欠薪、不加班，月工资三千多，但每天就是做装配，腻味”。他认为，“钱途”固然好，但前途也重要，“出来闯荡5年了，也攒了点钱，所以今年我打算在长三角找份能积累人脉的活，争取再干个一两年就回老家创业去！”据了解，目前欠发达地区对农民工返乡的召唤力度大，在沪务工多年的苏北农民工陈钦瑞回乡开办饲料厂，土地使用权证、营业执照等多项手续，乡政府在一个月内全部为他办妥。

　　旅游型打工，也是贴在二代农民工身上的符号。冯惠清就碰到不少90后农民工，言之凿凿“要将全国走遍”，以此尝试不同企业不同岗位。

　　记者手记

　　公平对待 促进融入

　　针对“二代”和 “一代”的差异，从去年上半年开始，一些省市针对农民工的工作重心已从就业和维权两大块，转向为农民工建立统一的公共服务平台上来。江苏省农民工办公室副主任曹炳泰认为，“过去的重点，是帮农民工找工作、讨工资。多年过去了，这两方面我们已积累了大量经验，相关责任、手段和途径均已固化为制度了。现在，要在公平对待、促进融入上做好大文章。”

　　浙江省公共行政与人才人事科学研究所所长陈诗达对此表示认同。他介绍，去年全国城市化率是47％，但真正的人口城市化率是33％。前者是按照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来统计的，后者则根据城市户籍人口统计。这意味着，有1.8亿农民工作为城市常住人口，没有真正的城市户口，更未能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待遇，“所以加快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是相关部门当务之急。”

　　据介绍，江苏目前已设立了107个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这些中心提供就业培训、社保经办、法律援助、党团组织、文化娱乐等8项功能的一站式服务。此外，该省还在酝酿建立农民工对城市认同指数的模型，同时在基本维权基础上，今年将重点推广南通经验，在保障农民工居住方面有所突破。目前，南通不仅向农民工开放廉租房，所有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还可申请享受经济适用房。更多专家认为，“城市不可能也不应该留住所有的农民工，但城市自有其吸引力，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视同仁的就业环境，让各类人力资源平等、自由地就业和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