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邀担任考官的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决定网开一面，同意手里这份“理论性太强”的论文通过牛津大学的考试。如此一来，论文的作者彼得·梅达沃（Peter Medawar）就可以申请生物学博士学位了。

　　但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并不领情，决定不申请博士学位。理由是牛津大学的这个博士值不了多少钱，获得它的花费和切除阑尾的医药费相当。

　　“我当时恰巧得了阑尾炎，两头不能兼顾。”在晚年的自传里，这个1960年的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写道。

　　尽管拒绝了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在1938年，23岁的梅达沃还是成了牛津大学附属马格达伦学院的研究员。在那里，他做了不少在他看来既无用又无前途的实验。

　　二战的爆发，让梅达沃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个被免于从军的青年，奉命开始进行大量有关烧伤等战伤治疗的实验。

　　一个周日的下午，梅达沃和妻儿目睹了一起坠机事故。接着那个60%表皮被烧伤的英国飞行员，被送到了梅达沃和他的同事面前。在其他医生束手无策时，梅达沃提出可以尝试用志愿者捐献的皮肤进行移植。然而，在众人看来，这一想法不符合自然规律，未能实施。

　　梅达沃不肯就此罢休，他开始频繁造访战时创伤医院，并将攻克“异体植皮”难题的想法写成备忘录，提交给医学研究委员会战争创伤分会。

　　委员会支持了这个年轻人。梅达沃开始利用动物进行实验。在牛津圣约翰学院做实验期间，他经常拎着兔子往来于动物房和实验室之间，这令学院的不少教员非常吃惊。因为当时规定，凡是有可能被人看见时，穿制服的官员不可自己搬运包裹。作为实验负责人的梅达沃，根本顾不上这些规定，他一心想着自己的实验如何取得进展。

　　他感到宽慰的是，在战争即将结束时，他已经发现了“获得性免疫耐受性”现象。在1944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他公布了自己的发现。

　　5年后，34岁的梅达沃应邀访问美国，他要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几个月，还要为哈佛大学的一些生物学家作演讲。当时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根据相关规定，梅达沃应邀到国立肿瘤研究所演讲时，必须要先去公证处留下自己的指纹。这种要求遭到梅达沃断然拒绝。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他的演讲原本可以获得150美元的酬金，肿瘤研究所只好扣留了这些钱作为上缴给国家的罚金。

　　回到英国后，梅达沃在1953年将自己在9年前的发现写成一篇短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尽管很多人认为器官移植难题不可能得到解决，面对梅达沃的发现，他们不得不开始改变自己的观点。

　　看到周围事情正因为自己的发现而改变，梅达沃激动不已。最令他激动的事情，发生在1960年10月的一个早上。梅达沃在阅读《泰晤士报》时，发现自己将与伯内特一起分享当年的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获奖理由是“获得性免疫耐受性的发现”。

　　喜悦之后，他又遗憾地意识到，他的合作伙伴比尔和布伦特不在获奖名单里面。梅达沃后来与这两名伙伴共享了自己的那份诺贝尔奖金。而在当天，他下令掐断了整个学院的电话总机。在他看来，打电话来祝贺或询问的人，“并不真正了解此事”，自然也不会意识到所有人的贡献。

　　这个举世瞩目的奖励，也为这个当年拒绝博士学位的人，带来了20多顶荣誉博士的帽子。其中包括牛津、剑桥和哈佛等著名大学。英国赫尔大学在授予荣誉学位时，副校长邀请梅达沃作一个“三言两语”的发言，却被拒绝了。

　　他说自己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获奖者好像一夜之间就成了能解决困扰各种社会问题的权威”。梅达沃很少就科学以外的事情发言，也很少签名。

　　当苏联科学院邀请他到莫斯科讲学时，他爽快地答应了。这次访问的经验远比当年访问美国时要愉快。离开莫斯科时，梅达沃所乘的航班因暴风雪晚点。机场临时给他调来飞机，让原本乘坐这架飞机的人继续等待。梅达沃对此非常震惊。

　　他对随行的苏联翻译说，“如果这事发生在英国，即使是首相，也可能引发严重骚乱，最终导致政府垮台。”然而，他发现翻译没有任何反应。

　　“他大概没弄懂‘政府垮台’是个什么概念。”梅达沃在自传里写道。他将自传命名为《一只会思想的萝卜》。

　　这棵“萝卜”在1966年再次访问了苏联。在一所大学访问时，一位病理学家指着一根干枯的骨头告诉他，“这可以用于移植，修补活体骨头的缺陷”。梅达沃顿时觉得这次访问是浪费时间，他开始装病，要求主人送他回国。

　　最终他未能如愿，那里的人们对他的生病似乎并不重视。这个注重思想的人，无法像当年面对博士学位申请那样转身离去，只能留在那里听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