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靖国，主张韩琦与主张神宗之惑
□首席记者 于茂世 文图
引子
韩琦辞相，是北宋历史的一大拐点。
神宗选相，问韩琦：“安石何如？”韩琦坦诚相答：“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韩琦无能为力。
至此，变法与党争成了有宋一代的“主旋律”。
《朋党论》是范仲淹、韩琦、富弼主导的“庆历新政”的遗产。观察北宋一朝的政治生态，不能不读欧阳修在庆历四年上表仁宗的《朋党论》。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唯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在此，欧阳修将“自古有之”的“朋党”分为“黑白”：“小人党”、“君子党”。
不争事实是：“庆历新政”主导者，几乎尽是“君子”；王安石变法主导者，除却王安石、韩绛，几乎尽是“小人”。
神宗驾崩，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英宗皇后高氏垂帘执政。
高太后起用司马光、吕公著等，“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废除了宋神宗与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小小的哲宗时常坐在一张旧桌前，高太后让人换掉，哲宗令人又搬了回来。高太后问其故，哲宗答：“爹爹（神宗）用过的。”
刘挚上疏，提醒高太后教导哲宗如何分辨君子、小人。高太后说：“我时常与孙子说这些事儿，他并不以为然。”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病逝。
哲宗改元绍圣，继承其父神宗盛烈，打击元祐大臣。甚至在章惇等人挑拨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元祐大臣无一幸免，全被清算……
由是，朝野上下“君子党”、“小人党”之分野，益发清晰。
只是，“君子党”去了“君子”，演化为“旧党（保守党）”；“小人党”披上了顺应时代的外衣，自称为“新党”。
无论新党、旧党，其政治性格在党同伐异过程中，都遭到严重扭曲。
甚至王安石，甚至司马光，都难以幸免。
但是，元祐初年，除却司马光等，无论新党、旧党，大部分人在变法的态度上，都是有所转变的。
“旧党”中的苏轼，反思、自责了其在王安石变法初期的一些偏激言行，认为新法是有一定效果的；“新党”中的章惇，也曾指出新法中有许多弊端，认为新法是需要改正的。
新党、旧党，都看到了新法的利和弊。
假如执政者能调和新、旧两党的矛盾，消弭冲突，因势利导，而不是“火上浇油”，北宋或许会……
不幸的是，高太后的垂帘与司马光的上台，使得党争激烈化；哲宗的亲政，又使得新党疯狂反扑，新、旧党争，更为惨烈……
韩琦苏轼两相知
无尽的折腾，似乎尽在韩琦预料中。
为了不折腾，韩琦阻击王安石拜相，没能成功。
之后，他推荐自己信得过，也与王安石私交甚密的韩绛担当宰相。尽管王安石、韩绛双双拜相推行新法，但是王安石“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轻薄而有小聪明的人）少年”推行新法的做法，最终搞得韩绛只好以病辞相。
熙宁年间，韩琦在相州（安阳）等地任职，除却“青苗法”外，他并不反对变法，也未对王安石进行任何人身攻击。就是在王安石借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攻击韩琦不是什么“社稷之臣”时，他依然处之泰然——“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
只是，王安石攻击《相州昼锦堂记》时，韩琦又在相州“昼锦堂”畔筑起一座新堂，名之曰“醉白堂”，再抒己志。
韩琦《初会醉白堂》云：“因建新堂慕昔贤，本期归老此安然”；其《醉白堂》亦云：“憨老新成池上堂，因忆乐天《池上篇》。乐天先识勇退早，凛凛万世清风传。古人中求尚难拟，自顾愚者孰可肩……人生所适贵自适，斯适岂异白乐天？未能得谢已如此，得谢吾乐谁知先？”
知韩琦者，谁也？苏轼！
知苏轼者，谁也？韩琦！
韩琦寄望苏东坡能为“醉白堂”写点儿文字。
原因种种，直到韩琦下葬，苏东坡才从韩琦长子韩忠彦那儿获知韩琦的“重托”。
“韩魏公祠西厢房上嵌镶过一块石碑，上刻‘东坡泣叩’，只是‘文化大革命’中不幸遗失。”曾居韩魏公祠的韩琦后裔韩培谦老先生说。
对于韩琦的知遇之恩，“东坡泣叩”而作《醉白堂记》，其云——
“故魏国忠献韩公，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乐天《池上》之诗，以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羡于乐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闻而疑之，以为公既已无愧于伊、周（伊尹、周公旦）矣，而犹有羡于乐天，何哉？
“轼闻而笑曰：公岂独有羡于乐天而已乎……夫忠献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将归老于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释也。当是时，其有羡于乐天，无足怪者。然以乐天之平生而求之于公，较其所得之厚薄浅深，孰有孰无，则后世之论，有不可欺者矣。
“文致太平，武定乱略，谋安宗庙，而不自以为功。急贤才，轻爵禄，而士不知其恩。杀伐果敢，而六军安之。四夷八蛮，想闻其风采，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乐天之所无也。乞身于强健之时，退居十有五年，日与其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园池之乐。府有余帛，廪有余粟，而家有声伎之奉。此乐天之所有，而公之所无也。忠言嘉谋，效于当时，而文采表于后世。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此公与乐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无自少，将推其同者而自托焉。
“……古之君子，其处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实浮于名，而世诵其美不厌。以孔子之圣，而自比于老彭，自同于丘明，自以为不如颜渊。后之君子，实则不至，而皆有侈心焉……扬雄自以为孟轲，崔浩自以为子房，然世终莫之许也。由此观之，忠献公之贤于人也远矣。
“昔公尝告其子忠彦，将求文于轼以为记而未果。既葬，忠彦以告。轼以为义不得辞也。乃泣而书之。”
“建中靖国”成烟云
韩琦不怎么在乎浮名。
墓志铭让谁去写，是大到天上的事。
韩琦遗命：墓志铭交由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陈荐撰写。陈荐，文无大名，官很一般。
也因此，韩琦求苏轼作《醉白堂记》，是否也是一种“顾托”？
韩琦看不上王安石，也不怎么看得上司马光。
都是犟脾气，都不是宰相之材。
苏轼，可能是当时最大度的人。
他是旧党？旧党的人不怎么待见他，他说新法也没那么糟；他是新党？新党的人更不待见他，他反对新法呀！
两头不讨好，但没谁说苏轼不是胸怀坦荡的人。
大宋，还真给苏轼预留了一个属于他的空间——“建中靖国”。
不是韩琦有什么神算：君子、小人，旧党、新党，折腾了50多年，总该有坐下来共商国是的一天吧！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
次年徽宗改元，号曰“建中靖国”。
变法不变法，似乎都是小事儿了；重要的是，别再折腾。君子、小人，旧党、新党，放弃前嫌，“建中靖国”。
早在元祐年间就曾出任枢密使的韩琦长子韩忠彦，就任“建中靖国”宰相。《宋史·韩琦传》云：“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当治平危疑之际，两宫几成嫌隙，琦处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岂不信哉！忠彦世济其美，继登相位，宜矣。”
苏轼遇赦北归，徽宗寄望其与韩忠彦一起，共举国是。
“韩忠彦建中靖国初为相，贤誉翕然，时号‘小元祐’”；“徽宗皇帝之初，登用群贤……列之要路……天下以为‘小仁宗’。”
南宋史家吕中：“建中靖国有持中道之说（徽宗诏：无偏无党，正直是与，以持大中至正之道），岂知君子之于小人，固不当为嫉忿，然决无交和之理”。他抨击建中之政“并包兼容，不分善恶”，不是“化小人而为君子”，而是“用君子以参小人”。
所谓君子、小人，无非就是旧党、新党而已。
在吕中看来，“建中末年一变为崇宁”，原因在于“二者（君子、小人）并用，终于君子尽去，小人独留”。
吕中，党争思维至深。
但他提出了问题：建中之政何以演变为崇宁之政？新、旧两党大体平衡的格局何以被打破？
曾布记述，徽宗多次表示——
“忠彦尚能主张韩琦，朕岂不能主张神宗！”
建中一变而为崇宁，或许在于向太后之死，帝、后共政，韩、曾并相的格局，化为烟云。
毕竟，韩忠彦能主张乃父韩琦，徽宗就能主张乃父神宗。
韩忠彦因“变易神宗法度”，被罢左相；右相曾布独揽大权，继续推行王安石新法。
曾布是神宗时代王安石变法的中坚人物。
也许，由苏轼为左相而主张韩琦，韩忠彦不出任第一宰相而仍旧担当枢密使，右相曾布就少了攻讦的空间。
天不助大宋，天亦不助韩琦。
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卒于北上京都的归途，享年6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