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尤莼洁

　　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七。

　　嘉定区普惠路上的叶城小学，该区春节后最大的招聘会正在进行，设摊的102家企业拿出了4600个岗位。这场招聘会同时宣告上海今年的“春风行动”正式启动。专门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的“春风行动”开展已有7年，今年将持续到4月份。

　　还不到10点，招聘会上依然人头涌动，上海美固龙金属制品公司的人事经理邱绍健，却悄悄地把招聘广告上普工招工数量“150名”头上的“1”贴掉，改成了“50名”，“今天来的人太多了，带来的报名表早就发完了，真有点招架不住了……看来今年的招工任务提前完成了。”而在一个星期之前，这位人事经理还处于对媒体报道“用工荒”的担忧之中。

　　美固龙公司在中国内地建厂已20年，目前在上海、江苏、安徽三地都建有工厂，产品主要是商场设备、办公设备等，是一家典型的中国式出口加工企业。其今年新春的招工经历，也许能说明“用工荒”背后的一些问题。

　　劳务大省怎么都招工困难了

　　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九。

　　邱绍健被美固龙公司主管人事的副总向逸峰拉到安徽滁州，“协助当地的工厂招工，看看能不能多招点人到上海工厂”，美固龙公司在当地的工厂，去年投产以来就处于“吃不饱”状态，目前只有200名工人，“希望这次能招上150名工人”。

　　当地政府特地在一年一度的庙会上安排了一场大型招聘会，包括美固龙一共有21家企业参加。令向逸峰吃惊的是，有些企业打出了“2500元至3000元招收普工”的广告，“按当地的工资水平，一个操作工月收入约在1600元左右。”向逸峰说，“说实话，我们的心理价位，今年最多也就是2000元吧。”更出乎意料的是，庙会上人山人海，唯独招聘会这一摊，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火爆”场面。最后的结果，离150人的招工任务距离很是遥远，安徽分公司的人事经理心急如焚，邱绍健也有点捉摸不透：劳务大省怎么都招工困难了？

　　此时，“用工荒”的消息席卷了各地媒体。据新华社消息，截至2010年底，安徽全省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今年春节后，全省企业还计划招工25万余人。“为了争夺务工人员，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展开了一场农民工‘争夺战’”。

　　其实，对美固龙这样的出口加工企业来说，“用工荒”并不是什么新词，约从2004年开始，这个词年年都会在年初出现在媒体上，有趣的是，却在年中企业开工量最足时消失。对此，向逸峰有自己的理解：春节前是加工企业的离职高峰，也是企业开工淡季，节后各家企业都会大量招人，并且，考虑到未来的人员流动及订单上升，在招工时一般会有一定程度的 “放量”，所以节后到处是招聘广告，表面上看起来，是企业非常缺人，但实际上，并没有到劳动力绝对数量稀缺的程度。

　　但今年的情况确实有些不一样。“大家都说招不到人。”向逸峰说，美固龙在江苏太仓的工厂，从去年开始处于缺工状态，几乎每月都在招人，目前的缺口更达300人左右，人事经理刚从贵州招工回来，马上又要赶赴山西运城，“压力太大了。”

　　离开安徽后，邱绍健到江苏徐州办事，特地去看了当地的招聘会，也比想象中冷清，“我那个心啊，七上八下，看来今年的形势真是不容乐观”。

　　工人对工资的预期涨了

　　2月16日，农历正月十四。下午1点半，上海远博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市场部的业务员倪前山，带着3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到美固龙公司面试。老倪的业务十分繁忙，“今天要带4批工人，赶4个招聘场子。”邱绍健则开玩笑说，以前招聘，是劳务公司求着工厂多要点人，现在反过来，变成劳务公司“朝南坐”了。“我们也不容易，今年各个劳务中介都在‘抢人’”，老倪说。

　　面试程序首先是简单的书面考试，题目很简单，比如成语填空“（忐）（忑）不安”、默写唐诗《游子吟》、计算三角形面积等。

　　25岁的李中燕考了100分。她在老家山东不过读到初中毕业，本来可以上高中，可是家里孩子多，只能出来打工。今年是她在上海的第四个年头，春节前，她离开了工作两年多的食品包装厂，原因是厂子要搬迁，“我得找个离家近点的工作，骑自行车就能上班。”李中燕所说的“家”，是她与丈夫花了260元月租，在嘉定某小区租住的18平方米小屋。

　　“工作累点没关系，工资高点就成。”李中燕前一份工作月收入约2000元，她期望新工作能有2200元，“什么都在涨价，前两天我买的油菜6元一斤，在我们老家才1元多。”不过，李中燕并不打算回老家，“老家企业不多，工资也没有上海高。我和老公想趁年轻，多赚点钱，把楼房盖起来。”

　　“今年工人对工资的心理价位普遍都涨了。”老倪说，“底薪起码要1500元，算上加班费等，对综合工资的预期超过了2500元。”老倪原是江苏一家职校的教师，出口成章，因为某个机缘做了劳务中介。“这几年企业的用工需求量，增长势头很明显，招工越来越难。”老倪说，但他不太同意专家说的“人口红利消失”这种说法，而是认为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浪费。“按我们的经验，农民工平均约半年就要换一次工作，频繁的跳槽造成了企业长年处于招工状态。”老倪认为，工人稳定率低，根本原因还在于现有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很难给农民工足够的安全感，而这，依靠企业显然是无法解决的。

　　笔试结束后，邱绍健叫来几个车间的主管给工人面试。工人们最关心薪酬、劳动强度，而主管们喜欢问工作经验。黑皮制造部的组长陆建明，看上了一个叫唐真好的小伙子，想招进来重点培养，“高中文凭，人挺机灵，最重要是愿意吃苦耐劳。”

　　这一天，邱绍健的心情好了点，因为加上上午一场招聘会，他手里有了六七十个人选。

　　新一代农民工有啥不一样

　　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七。

　　邱绍健春风拂面地结束了在叶城小学的招聘，坐镇现场的向逸峰也十分高兴。11点，嘉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领导来询问情况如何，“满意满意。”向逸峰忙不迭说。到目前为止，美固龙公司在各地的招工情况上海是最好的，这主要归功于大城市对人才的集聚效应，同时，政府的各种专项服务活动，也及时提供了保障。

　　向逸峰注意到，招聘会上还有不少第一次来上海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往往比较谨慎，对厂址啊、企业规模什么的，问得很仔细。”来自陕西的“90”后小梁，就是第一次到上海。她去年曾在宁波的一家服装厂打工，今天在嘉定的3家工厂留了简历。为什么不留在宁波，是对薪酬不满意吗？“主要不是收入的问题，就是想到上海这个大城市来看看。”小梁说。

　　招工单位也意识到了新一代农民工的不同。“没读过书的很少，工作机会多，心思活，要求更复杂，他们不会死待在某个工厂，不满意就跳槽。”向逸峰说，“他们除了薪酬以外，还关心工厂有没有娱乐设施、会不会组织活动等。”

　　23岁的任玲，打扮时髦，外表一点都不像湖北乡村来的女孩。她想找一份质量检验的工作，“不用加班，工资2000元左右就可以了。”其实任玲租房加水电煤就要花费700多元一个月，这点工资也就是刚够生活。“家里不用我寄钱回去。”任玲说，虽然她是家中老大，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但是父母都还年轻，收入也可以，已经在当地的县城买了房，所以根本不指望任玲养家。“妈妈跟我说，你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日子，将来别后悔就成。”

　　任玲在深圳干过两三年，来上海也有近两年了，每年都换工作。去年，她花了2000元在嘉定报了个美甲培训班，今年之所以对新工作的要求“不加班”，是因为想要从事一份美甲的兼职。“过年时我回老家看了，发现没什么美甲店，我想在这边积累点经验，然后回去开个店。”任玲说，每个人对生活都有梦想，有的人是多加班多攒点钱，她是想多体验一下生活，找到自己的那片天空。

　　唯有记者问起，深圳和上海更喜欢哪个城市的时候，自信的任玲有些惆怅：“对我们打工的来说，都差不多。”

　　缺“有经验的”技术工人

　　2月20日，农历正月十八。

　　来自安徽蒙城的小伙子小詹，接到了美固龙公司人事部门打来的电话，让他周一上午去面试模具打样工。小詹心里有点没底，他在另一家工厂才做了一年多的模具打样，还没完全掌握技术要素。

　　“挺难的，都要靠自己摸索。”小詹说。他之前做了三四年冲床工，从学徒做到师傅，后来那家厂在金融危机中倒闭了，他换了一家家具厂做模具打样，又是从头学起。“我不想一辈子做普工，工资太低了。”小詹说。25岁的他已婚，有个1岁多的儿子，妻子辞职在家带孩子，身上的担子很重。“我们租的平房马上要拆迁了，换租公寓，又是一笔开支。”小詹说，“幸好，从昨天的招聘会来看，今年的工资是涨了。”

　　“像模具打样这样的工种，只有到大型招聘会才能招到人。”向逸峰说。在美固龙公司的招工广告上，普通操作工要求“40岁以下，初中文化以上”，月薪“1800元至2500元”，而模具打样需要“三年以上钳工或扳钳工经验”，月薪“2500元到4500元”。

　　“我们确实很缺技术工人。”向逸峰说，但是这个技术工人的要求，不是什么学历、知识之类，更多是“经验”。比如模具打样工，要求看着实物能做出模型来，这样的技术工人，企业首先会倾向于自己在生产过程中培养，其次是在同行业中，寻找经验丰富的老工人。

　　“电工、焊工、数码机械操作工……这些工种都相当缺，有个企业说，机械操作工你们有多少我们要多少。”在劳务中介老倪看来，当前的用工模式，导致民营企业不能像过去的国有企业那样，积累自己的技工队伍，而职校教育又无法培养企业所需的人才。这个问题在今后几年将更加突出。“我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与企业结合，办短期培训班，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3月份，美固龙公司还将参加嘉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的活动，前往陕西汉中，与那边的技校接洽合作。“我很想问问他们（技校生），去不去江苏、安徽？”向逸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