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星星火 神州春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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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与会代表名单
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
■ 深圳特区报特派记者 张曼 冯晶
刚下过一场雪，1月的上海阳光明亮，空气格外清新。在繁华的淮海路商圈，一片沪上风貌的青色石库门房子，静立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中。上海人都知道，这其中有一处特别的建筑——原法租界望志路（今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这是几幢建于1920年夏秋之际的石库门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镶嵌白色粉线，门楣上有矾红色雕花，黑漆大门上配铜环，门框围以米黄色石条，朴素而不失庄严。其中一幢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住宅，人称“李公馆”。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就是在李公馆约18平米的小客厅里举行的。
“李公馆”的变迁
在那个年代，位于望志路106号的“李公馆”并不是法租界热闹的地段，楼南路侧仍可看到片片农田。时光荏苒，会址纪念馆的几幢老房子走过了90年的风雨历程，周遭环境翻天覆地，一墙之隔的上海新天地是这座国际大都市最繁华和最具标志性的所在，而它们仍以一贯的静谧姿态迎接世人的目光。
“刚到这里工作时，纪念馆只有两排楼，建筑面积900平方米。”年过花甲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第三任馆长倪兴祥倚靠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回忆会址纪念馆的历史。午后的阳光从这所老房子的木窗照进来，在他平缓的讲述语调里，有种时空交错之感。
一大召开后，李家外迁，这处房子被其他居民租用，增建了厢房，楼下还开设了商店。1951年底，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开始寻访一大会址，根据几位知情人和当事人的回忆辨认，才确定了现在的会址所在地。
1958年，纪念馆拆除厢房，按当年原状修缮修复，长餐桌、圆凳、茶几乃至茶具等均按当年式样仿制。最大规模的扩建是在建党85周年前夕，此次3500万元的投资，几乎都是靠着社会捐助筹措的，不少人在工地上排队参加义务劳动，以此为党的生日贡献一份力量。扩建工程竣工后，纪念馆建筑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米，并于1999年5月上海解放50周年纪念日重新对外开放。
从蒲柏路出发
在一大会址几百米开外的太仓路上，博文女校旧址依然默默无闻，记者询问路人，没有一位知道这里曾住过中共一大代表。
90年前的7月下旬，位于上海法租界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忽然新来了几个临时寓客，面孔不尽年轻。厨役听熟人介绍说，他们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
“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一大代表陈潭秋在其回忆录中写到。
原来，这些人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应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号召来沪开会。来自长沙、武汉、北京、济南、广州、东京的代表陆陆续续抵沪，连同上海代表一起共13名，毛泽东是其中之一。
在博文女校的房间里，28岁的毛泽东“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30年后，同为代表的李达在回忆里谈到。
7月23日晚，住在蒲柏路的代表们前往李公馆。他们途经的大大小小的里弄和传来蛙鸣的菜地，已变为林立的高楼、人工湖和咖啡店，不时有双层观光巴士从路上驶过。
转过两个路口，就到了李宅。除了13位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到场。“会场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菜台，周围可坐十余人，各代表席上只放了几张油印的文件，也没张贴什么标语。当时开会，大家没有一点经验，连怎么开法都不知道。”李达在回忆录中说。
穿过纪念馆偌大的展厅区，从天井处拐进按照当年模样复原的房间，仿佛可见十几个人围坐在桌前的热闹场景。房间只有十几平米，桌子也不大，可算是促膝而谈。
在身材高大、留着一字胡的马林富有感染力的讲演中，中共一大正式召开。尔后，各地代表汇报工作，交流经验，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除去中途休会起草党纲和工作文件的两天，在上海李宅的会议持续了6天。
与会代表谁也不曾料想，这一时刻会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若不是30日的第六次会议中，遭遇了突然闯进会场的不速之客，会议本该可以在李宅顺利闭幕的。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代表们分途散去。
1956年，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来到一大会址视察，感慨万分，欣然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钜”。语出《庄子》，意味着我们党的事业在初创期很简单，但使命崇高、道路曲折，要不断前进，前途必然是光明的。今天看来，这句话仍很贴切。
续会嘉兴南湖
大部分代表散去后绕了几道弯，来到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栋两楼两底约140平方米的石库门房子是陈独秀的寓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和上海发起组所在地，代表们在此商议转移会址的计划。
寻访中记者发现，虽然地处闹市，临着繁华的淮海中路，这一片老房子也基本保持了原样，门前左侧的一块汉白玉纪念牌道出了它独特的身份。这里仍住着三四户人家，以前宽敞的客厅被分隔成了几间小房。
在这里，有人提出转移到杭州西湖，但大家觉得杭州游人甚多，过于繁华，容易暴露。后来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可以去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召开，那里环境幽静，游人少，且距上海近，这个意见被采纳。
1921年，沪杭铁路从上海到嘉兴快车需要3小时。而今，上海交通四通八达，记者从虹桥搭乘高铁，到嘉兴不过20多分钟。代表们抵达嘉兴，时值夏末，是个阴天，间有小雨，八百里鸳湖轻烟拂渚。
“此处风景甚好，游人不多。南湖中心有一个小岛，岛上庙宇巍峨，佛堂清净，和上海比较，感到别有天地。我们雇了一只相当大的画舫，买了酒菜，把船开到湖心，就宣布开会。”与会的包惠僧后来回忆。
包惠僧提到的巍峨庙宇是湖心岛上历史悠久的烟雨楼。记者乘船前往，渡口已不是当年代表们出发的那一处，但嘉兴市民告诉我们，南湖的模样几乎没怎么改变。
几分钟时间，我们就抵达了湖心岛，往南步行几百米，停在烟雨楼前那只画舫的仿品映入眼帘。走进船舱，八仙桌摆在正中，椅子分布两侧。王会悟代表曾回忆，当年为掩人耳目，大家还特地将带去的一副麻将牌倒在桌上，她自己则坐于船头望风。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些物件、摆设乃至船的外观细节，都遵照当事人的回忆而设。
当日，经过前夜的一场虚惊，代表们的发言精简了许多。日薄西山之前，会议全部议程便已讨论完毕。
于是，在这只湖心画舫中，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第一次确定了自己的党纲，第一次明确定了自己的名称——中国共产党，也第一次正式成立了自己的中央领导机构，完成了建党的主要任务。
■专家访谈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倪兴祥：
实事求是思想在此得到落实
■ 深圳特区报特派记者 张曼 冯晶
年过花甲的倪兴祥，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第三任馆长。记者辗转找到了这位“活档案”，探出了纪念馆建设发展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纪念馆“文革”时才向群众开放
记者：几十年里，中共一大会址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倪兴祥：解放后，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对中共一大会址的寻访十分重视。从1950年开始找，当时已历经近30年，难度很大。市委宣传部托人帮忙寻找，后来又请当年房子的主人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进一步确认，才终于确定了地址，恢复并做了纪念馆，但那时只是对党内开放，并不对外。
“文革”时，会址纪念馆开始面向普通群众开放。“文革”后，群众想要参观一大会址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纪念馆规模已经不能满足需要，1968年扩建到9幢。1998年6月，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关心下，纪念馆又实施了扩建工程。从两间小房间，到现在占地1300多平米的规模，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变迁，也见证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发展和进步。
13名代表照片全部挂上墙
记者：您在这里工作25年，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倪兴祥：有三件事情印象很深。一是以前馆里只有14人的照片以及生平介绍，第15个人也就是共产国际的尼克尔斯基是一块空白，模样不为人知，命运无人知晓。纪念馆20多年寻访无果，直到2007年，俄罗斯、蒙古两国学者才将新发现的尼克尔斯基的照片和档案送到我们这里，填补了一段历史空白。
另外，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本中译本。当时全国一共只有9本，我们纪念馆一直想收藏一本未果。2005年，我收到一个人的来信，说家里藏有一本，当时简直不敢相信，经鉴别是真品后，通过协商，我们得到了这本书。
再有就是纪念馆里13名与会代表的照片无法全部挂上墙，因为有几位后来脱过党，或者沦为了汉奸叛徒，文革时只有6个人的照片挂上去。建党65周年时，我们打个报告，认为在党史研究中也应实事求是，把党创建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人民群众，后来得到肯定的批复。不少国际友人和国内的老同志非常感动，说看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纪念馆的落实。
中央发文件明确党成立纪念日
记者：开会是在7月23日，为什么党的生日又定在7月1日呢？
倪兴祥：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写过一篇文章叫《论持久战》，文章里有句话：“今年的7月1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纪念日，也是抗战爆发1周年。”这是毛泽东个人写的，没有作为正式文件。
正式定下来是在1941年，当时中共中央在延安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延安组织部门的同志专门去查阅党的原始档案，发现它们在战争年代遗失了。于是就请毛泽东和董必武回忆，但过去了20年，他们也只记得是在那一年7月，天气炎热，具体哪天也记不清了。
没有档案资料，加上回忆不清，无奈之下，这一年的6月30日，中共中央发了文件《关于纪念中共成立20周年和抗战爆发4周年的指示》，文件中写道：今年的7月1日是我们党成立20年的纪念日。
与新天地为邻并不矛盾
记者：怎么看待一大会址纪念馆跟上海新天地做邻居？
倪兴祥：新天地改造工程跟我们纪念馆扩建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它的理念是把作为上海文化记忆的石库门建筑外壳都保留下来。当时有些人对此不太理解，有个美国记者就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80年前，毛泽东在这里开会建立共产党，要推翻资产阶级；80年后的今天，在你党的诞生地近在咫尺的地方搞了一个资本主义的东西，假如毛健在，他会有什么想法？
我说，新天地展示的确实都是西方的生活方式，但吃西餐、喝咖啡就是资本主义？好像没有这个规定，这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吧。毛泽东当年成立共产党要推翻资本主义，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现在中国老百姓也能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说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假如毛泽东健在，他应该感到高兴。
新天地客观上也保存了会址附近的历史原貌。慕名前来的外国游客会惊喜地发现，这里还有一处如此重要的历史纪念地，参观后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游客则能在缅怀历史之余，领略改革开放的成果。
■记者手记
上海，一座懂得与历史对话的城市
■ 深圳特区报特派记者 张曼
这个冬天的上海，渐渐褪去了世博会时的喧嚣和热闹。世博赋予这座城市的新气象时时给我们惊喜，但更多的惊喜来自于这座百年大都市对历史的尊重，对红色文化遗产价值的珍视。
在寸土寸金的淮海路商圈，我们的视野并没有被高楼遮挡，保存完好的石库门建筑连成一片，为上海保留了珍贵的百年记忆，而新外滩边的万国建筑群风采依旧。除此之外，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发祥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革命的圣地之一，上海也保留了大量的红色印记，这些革命纪念场馆和遗迹遗址分布在各区县，有的像一大会址纪念馆一样已向公众开放，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有的尚在整理修复中。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经济的腾飞，大家更加珍视这些红色文化遗产了。”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沈建忠告诉记者，这些遗产被视为独一无二的名片和活生生的教科书，越来越受到关注和保护。
在探访一大会址、博文女校、陈独秀寓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和其他遗址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红色印痕已经悄悄融入了这座城市发展的脉搏之中，重新焕发出了活力，人们对它们的认同感并未消褪。
在位于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卢湾区南昌路100弄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住户赵先生告诉记者，他已在这里住了40余年，前来探访的人络绎不绝。在他狭窄的卧室，还镶着一块大大的纪念牌。
“文革时为了保护这个老房子，文化局安排我们三四户职工住了进来，延续至今。”他说，作为文物保护对象，老房子不能改变结构，居住环境自然不舒适，但他却期望一直能留在这里，因为这里流淌的历史气息让他留恋。
未来，这些星星之火燃起的地方，会得到更多善待。据悉，博文女校新的修缮计划已在筹备中。诚然，上海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寻找和确认自己独特的精神印记。
历史文化名城也是现代化新城
■ 深圳特区报特派记者 冯晶
雪后的江南天朗气清，阳光轻柔地洒向嘉兴南湖，波光潋滟。西北方向，有条窄巷小街名曰勤俭路。1921年，中共一大代表们自沪抵嘉后，曾在此路上的张家弄鸳湖旅馆稍事休息。
民国时，张家弄是嘉兴最热闹的商业区。鸳湖旅馆是当年比较考究的客栈，现在虽已无迹可寻，但南湖革命纪念馆内还存有仿真模型。两层楼的砖木结构，客房用“福、禄、寿、禧”等字样依次排列。
在嘉兴老城区，记者找到了当年的张家弄，但早已面目全非。鸳湖旅馆旧址已变成人民剧院，不远处肯德基的标志在冬日阳光的映照下分外显眼。一株百岁高龄的老槐树，突兀地立于满是现代韵味的街道旁。
上世纪50年代，和中国许多城市一样，嘉兴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张家弄里包括鸳湖旅馆在内的许多老式建筑都被拆迁，新拓宽的马路两旁取而代之的是新华书店、人民剧院、百货商店等。
改革开放后，张家弄所在的勤俭路，仍是嘉兴最繁华的所在，夜市分外红火。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勤俭路为中心的商业区，已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嘉兴市区首次跨越古运河向西南挺进，商业中心也随之转移。
南湖的老渡口静静地注视着眼前的变迁，那是通往烟雨楼的必经之处，一大代表们就曾从这里缓步上船，从此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站在老渡口，隔着烟雨楼向西眺望，不远处一座座高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嘉兴城市经济和社会事业驶上发展的快车道，迈向“南湖时代”。记者沿着南湖新区的凌公塘路一路探访，商贸中心繁荣兴旺，城市环境绿意盎然，显示了这座注重产业与城市化同步推进、生态环境和人文精神协同发展的现代化新城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日前，有着“吴头越尾”之称的嘉兴，因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名人辈出，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今年7月1日，她还将迎来另一件大事——计划多年的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将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正式开馆。
矗立在南湖之滨的新馆，将见证嘉兴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掀开科学发展的新一页。
本版摄影：
深圳特区报特派记者 吴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