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朱金中 文图

　　引子

　　2010年12月8日下午，天色渐晚。

　　我来到安阳古城墙脚下。这段古城墙据称建于明清，新中国成立后加以修葺，只保留了一段鼓楼建筑。夕阳之下，一支老年乐团在进行排练。我和几个来此锻炼的老人谈起当年的彰德秋操，竟无一人了解。

　　当年的安阳古城墙下，曾经是北洋陆军参演部队驻扎的地方，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没有任何踪迹。

　　根据当时《时报》的描述：“此次大操，地方官吏修缮街道，大街一带各业店铺亦令涂饰一新，各店均悬灯结彩，高揭国旗，宫保（袁世凯）并由天津派来巡捕四百名，分布巡逻，市街之整洁，人民之肃清，诚中国内地之初见也。”

　　彰德府如此大张旗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有很多国内外媒体前来参观。在来豫的众多媒体记者中，有一个人非常特别，他的中文名字叫莫理循（旧译作墨尔森）。这位生于澳大利亚的苏格兰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绕不开的一个人物。作为当时《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经历了晚清诸多风云变迁，后任袁世凯的大总统政治顾问。他的著作《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记录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在厚厚的几大本《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中，莫理循用他的相机记录了他眼中的彰德秋操。

　　莫理循的照片中，有几张当时北洋陆军官兵的合影。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北洋陆军已经换发了新式服装，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已抛弃了对襟式军服，采用纽扣式军服，而且军服的口袋分4个，军帽则采取了国际上流行的大檐帽，基本上和国际军服接轨。

　　在另一张北洋军官和外国军官交谈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中高级军官的军服和军帽仍是旧式。

　　晚清军队改革阻力重重，旧式服装早已不能满足近代战争的需要，但完全废除遭到了朝廷大臣的反对，即便是到了袁世凯主政的北洋后期，也只能在士兵和中下级军官中推行新式军服。至于袁世凯等北洋高级将领穿上完全和近代接轨的军服，已是慈禧、光绪双双病逝之后的事了。

　　前所未有，三万官兵千里转运

　　到1906年，尽管新式陆军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北洋陆军、湖北新军和河南新军联合进行的彰德秋操仍堪称完美。

　　彰德秋操前各镇、协分驻各省各地，相距数千里，练兵处一道命令，各部队按时赶到指定地点集中，这是因为综合利用了近代铁路等交通设施和电话、电报等通讯设施，部队集中十分迅速，信息传达准确敏捷。这在中国军事史上也是第一次。

　　彰德秋操期间，阅兵处下设递运司，“掌管铁路运送军队并各军驻屯处所转输等事”。设传达司，“兼管阅兵处所属电信、电话、递信并统辖电信队”。参与彰德秋操的部队，几乎全由铁路运输。近代交通设施和通讯设施在军事上的运用，提高了军队调动的速度，适应了近代化战争的需要。

　　彰德秋操的后勤保障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为了使参加秋操演练的兵士吃上方便可口的食品，阅兵处研制了一种行军蒸米，“本年秋季大操兵丁所食饼干异常干燥，须多饮壶水，于行军不大相宜。现有参议处留学生仿照新法，用上白大米淘净，以水渐浸五十分钟，干湿相宜，再用笼蒸熟后阴干，不用锅炒，临时携带，用水泡二十分钟即可食用，日前督练处已将米样发给各镇，饬令如法制办，以备南北大操之用”。（《袁世凯奏议》）

　　彰德秋操参加部队总兵力33958人，战马2743匹，接济车、弹药车898辆，部队运动区域2000余里，战线长40余里。清政府调数省数万军队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进行军事演习，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当时的媒体曾高度评价彰德秋操：“举数省已编之军队，萃集一处而运用之，使皆服从于中央一号令之下，尤为创从前所未有，系四方之瞻听。”（1906年《时报》）

　　彰德秋操的成功，说明以袁世凯为首的新军将领，已具有了指挥大部队作战的能力，中国军队已经具备了跨区域远程打击能力。同时也说明，晚清军事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演习期间，北洋新军军纪严明

　　和旧式湘军、淮军相比，晚清新式陆军由于采取了西方训练方式，在军纪军容方面有了较大改变。一些反映北洋军队的史料中，多是记录北洋军烧杀抢掠、杀人放火，与土匪无异，但在北洋陆军创建前期，军纪颇为严明，这一点儿不应忽略。

　　针对彰德秋操，指挥部门制订了很多额外的规定，确保在军事演习期间不扰民。其中《午年秋季河南彰德府大操教令》第35条规定:“人民之土地物产，凡因大操致有损坏者，统归阅兵处赔偿。故各镇司令处及各混成协司令处如见有系该镇队损坏之处，务速将其地段及损坏之多寡报告阅兵处。设有不当损坏而亦遭损坏者，则其赔偿即责成该军队办理。”

　　有了规定，实际操作如何呢？根据当时在彰德秋操时任下级军官的冯玉祥将军的回忆：“一天晚上突然下起了大雨，但段祺瑞从实战角度出发，仍下令冒雨前进，部队前进过程中“现买草料，现买给养。原来五六十斤的帐篷，经雨一淋，弄成一百多斤……大队经过高碑店到达定县时，已经午后四点钟，每个人都拖泥带水，狼狈不堪。在这时就看出我们的军纪的确不坏，参谋人员都早走来了，弟兄们自己架起枪来，冒雨挺立着，一动不动”。“事后，段（祺瑞）统制向人民家口调查，问士兵有无扰乱行为、打破碗盏没有、短少了东西没有，这倒是段先生的细心处”。（冯玉祥《我的生活》）

　　从这些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北洋陆军的草料给养，是“买”的，即使在雨夜天，也并未发生“抢掠”现象，事后，北军总指挥段祺瑞还亲自到村民们家里调查，看有无扰民的现象。

　　当时的西方媒体也曾感叹北洋陆军军纪严明。“抢劫、强奸等旧式军队里司空见惯的行为，在新军中很少发生。地方民众对1905年第一次军事大秋操的反应可以证实这个结论。老百姓刚听说即将举行军事演习时，他们担惊受怕，疑惑重重。袁世凯感到有必要消除他们的疑惧，张贴了安民告示，说明演习部队并无不良动机。部队到达后，民众惊喜地发现军人纪律严明，买东西一律付钱，因而感到满意。”（1906年11月1日《纽约时报》）

　　秋操显示 新军缺乏实战意识

　　彰德秋操尽管堪称完美，但也暴露了很多问题，首先是步兵骑兵配合不紧密，尤其是骑兵在近代战争中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马队侦察敌情一事最觉迟钝”。《袁世凯奏议》中检讨说：“至于两军马队，未能探悉敌情，以至主将调度无所依据，直至开战，始识方针。是马队搜索之不力，实有难辞之咎。”

　　其次，北洋、南洋等新式陆军仍缺乏实战意识。“各军步队时有藐视火器功力之弊是也。两军相战，飞丸霰集，一队当前，则一队必受伤损，此易睹之理也。而各队中或有过敌前炮火之中夷然不以为念者，此与兵术甚不相合”。彰德秋操第二日，“南军主力部队与北军右翼部队相冲突，两军发枪颇激烈，迨至互相接近，将起冲击时，南军卧地发枪，北军竟直立如故”。“第三日，北军混成协步队与南军步队一支队相遇，亦同坐此病，不过前日为北军，此日则在南军”。（《袁世凯奏议》）

　　再次，新式陆军的很多军官军事素质依然很差。根据冯玉祥的回忆，当时北军每天晚上都要进行总结和讲评。一天晚上，第五镇统制张怀芝被问及“第五镇来了多少人？留守的有多少人？有多少病号？多少轻病？多少重病？帐篷来了多少？马匹来了多少”时，竟脸红耳赤，一句也答不上来，只好搪塞说“我记不得了”。

　　“尽管彰德秋操出现了很多弊端，但这是正常的，不足为怪，因为中国新式陆军毕竟刚刚成军，需要努力的还有许多方面。”张华腾教授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