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李荣

　　“能够第一时间知道村民想什么、说什么、要什么，工作起来心里就踏实多了。”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西校村的村支书张峰对记者这样说。

　　地处上海远郊的奉贤区，近年来在创新探索新时期群众工作时，逐步整合出一个以宅基课堂、村居服务站、干群热线联系服务卡及决策听证、矛盾协调等四会为载体的“终端工作法”。基层干部工作起来“沉到底”，就能与村民诉求的源头、起点直接“接上头”，激发出基层党组织的实践活力，倒逼干部的作风和能力转型。

　　奉贤区委组织部的同志对记者说，这次编制区里的“十二五”规划，草案送到了居民区和乡村的宅基地上，征求大家意见。没想到居民和村民都“有话说、愿意说”，不少好的建议被吸收进了正式的规划纲要中。“这体现了干群之间一种共同的归属感”。

　　有了“终端工作法”，通过经常性、制度性的接触、见面和沟通，干群之间就会逐步建立起这种归属感，激发乡村社会治理的互动性和积极性。

　　像奉贤区其他乡镇一样，奉城镇东新市村的每户村民都有村党支部发放的联系服务卡，村干部做到手机24小时开机，村民有困难，随时可以联系到村干部。由于物价上涨对生活带来压力，东新市村参加农保的老年村民打电话给村干部，反映农保退休工资低，生活困难。接到反映后，东新市村党支部马上开展排摸，并专题研究分析，最终决定由村委会给每个农保退养老人每月发放150元生活补贴，并把这一决定及时反馈给来电村民。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金海荣说，干部也好，村民也好，都是村里的人。村里的事、村里的困难，大家商量着解决。

　　争论“前置”决策一致

　　奉贤区委副书记陆兴祥对记者说，这个终端工作法不是“上面设计好了布置下去”的，而是把近年来分散在各地的一些自发形成的好做法进行了整合和衔接。

　　一些乡镇的基层干部反映，变革群众工作方式，其实干部也有“内在动力”，因为他们感到有压力。与农民距离远了，感情淡了，“许多事情做了吃力不讨好，许多时候换位思考找不到共同点”。终端工作法，其实是减少干群之间不合理的“中间环节”，尽可能降低农村公共事务上的“环节损耗和变形”，压缩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成本。

　　基层干部最有体会的是：重视民情民意，把不同意见、不同利益的表达、诉求和碰撞过程进行制度性的前置安排，在充分争论后取得一致，作出决策，才会有“同向同效”的执行力。

　　决策听证、矛盾协调等“四会”，让群众参与重大事项决策有了制度保证，村居社区的重大事项，没有群众的参与认可，谁都没有权力决定，避免了搞“一言堂”和决策失误。在四团镇拾村有一处老村委会的办公场所需要处置，部分村民提议拍卖这一资产，但大部分村民不同意，提出要想方设法使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拾村村党支部召开决策听证会进行听证，最终通过表决采纳了大部分村民提出的保值增值的建议，防止了村级权力的滥用。村党支部书记宋军说：“村里的事，书记主任定了不算，村民通过才算。”

　　 “一堂二站”事不出村

　　在农村，村一级的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是最缺的。村民要“问个事、办个事”，出村到镇上去，那是“常规路径”。

　　而奉贤区的“终端工作法”，却有个“一堂、二站”的公共服务功能配置。“一堂”是指在村和居委会内设有就近便捷的“宅基课堂”，有计划地组织专业人员到村民宅基宣讲土地管理、农民建房、私建房出租等政策内容，同时通过座谈、走访等形式解答村民疑难问题，听取百姓意见。“二站”是指设立村民、居民及外来人员服务指导站，负责社会基础信息的采集和录入，并提供法律、健康、计划生育、动拆迁等各类公共服务，及时反映群众的各类意见和要求。相关专家认为，让农村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功能重心下移，可以弥补“村级公共产品之缺”，加快农村公共社区的发育和成型过程。

　　奉贤区委书记张立平说，在农村的宅基上和村居社区里，有村民最真实的生活现状，也是农民表达最本色、最内在诉求和感情的地方。这个群众生活的“第一地点”，却往往成了基层群众工作“最后一公里”的盲点。只有把“盲点”点亮，把群众工作的“断头”与农民诉求的起点“接上头”，基层党组织才会进一步焕发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