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永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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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3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全国人大将继续坚持开门立法，使人民群众更多参与立法过程。陈竞超摄

　　坚持开门立法，问法于民，并非始自近几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民意就已融入法律。

　　早在1954年制定宪法时，全国就有1.5亿多人参加了这部国家根本大法草案的讨论，提出了110多万条修改和补充的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说:保障人民通过多种方式有序参与立法，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之义。“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民意”，成为我国立法工作的一大法宝。

　　(一)

　　武汉大学、广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法学会常务理事孟勤国，至今还记得物权法的立法过程。

　　他回忆说，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是否自动续期，当时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期满后将住宅拆掉，一种意见主张国家付给户主一笔钱，将房屋回收。

　　“当时我坚持老百姓的房子不能收回。只要房子不倒，任何人都不得收回土地使用权。”回想当年，孟勤国言语中很是自豪，“现在的正式文本中，基本采纳了我的建议。”

　　记者查阅到，物权法中明确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最高期限:居住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商业用地40年;综合用地50年。“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这一规定，解答了百姓关心的“70大限”的疑惑。

　　(二)

　　“夫妻间的忠实义务”能写入婚姻法，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的努力。

　　在2001年婚姻法修订时，她主张将夫妻间的忠实义务写入法条，当时被一些人认为“保守、落后”。但巫昌祯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爱是权利，也是一种责任，婚姻双方都要对对方负责。最后，在巫昌祯和其他一些专家学者的推动下，夫妻间的忠实义务终被写入婚姻法，填补了我国法律的空白。

　　在此之前，巫昌祯还参加过1980年婚姻法的修订工作。当时，对法定结婚年龄到底该如何规定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男女满18周岁就可以结婚;有的认为，应当规定男女都是25岁，以彰显中国特色。巫昌祯的建议是，将婚龄规定为男22周岁，女20周岁。她表示，婚龄太低不利于控制人口数量，婚龄太高又与实际生活情况不符。因此，适当地提高婚龄是较为合适的。后来，这个意见被婚姻法修订小组采纳。

　　(三)

　　2010年10月28日至11月30日，车船税法草案向社会公布仅一个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收到近十万条意见建议。

　　成都市民杨刚说，根据草案，增加车主负担是肯定的，现在自己2.0排量的汽车每年缴税420元，调整后要增加到700元左右。如果是为了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应该用燃油税来调节，这样可以体现多缴多开、少缴少开、不缴不开的公平原则，现在草案的规定加重了负担，效果不会好。

　　深圳退休干部段永康和北京市民赵彦斌说，同样排气量的汽车征同样的税，这样太不合理了，根本就没有体现税收调节的公平原则。例如我国江西产的路风2.8升柴油越野车售价十几万元，而进口的奔驰、宝马等车售价却达几十万元至一百多万元，却交相同的税额，很不合理。

　　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车船税法，采纳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考虑到2.0以下排气量的车占存量车的87%左右，决定对这部分车的名义税负不予增加。

　　(四)

　　在南京，2010年底颁布实施的《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背后有这样一个故事。

　　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姚远考入北京大学后，成为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研究生。虽然研究的是中外政治制度，但作为南京的一名市民，从2002年开始，姚远就开始关注南京老城区的发展。

　　他说，为了商业开发，有的人不惜把地表上的一切古建筑拆掉，把地下的丰富文物遗址挖掉。拆掉老城区，将百姓腾空，建成高级会所、购物中心或者酒店。经济发展了，但传统文化解体了，民俗风情消失了。城市徒有艳丽的壳，却没有值得铭记的魂。

　　当《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上网公开征求意见时，姚远联合一些专家学者，联名提交了“《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修改意见”，他个人提交了“关于举行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立法听证会的建议”以及“关于进一步完善南京名城保护立法的建议”。当正式条例公布实施时，他高兴地看到，他们当时提出的修改意见中，大约有40条被采纳了。

　　(五)

　　自己提出的意见建议被采纳，这让参与者很有成就感。安徽省潜山县茶畜茧公司经理田大军就有这样的感受。

　　2008年9月，当修订后的《安徽省蚕种管理条例》经安徽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时，他十分兴奋，更令他自豪的是，他联名其他人提出的蚕种经营许可制度的建议被采纳。

　　原来，2007年5月，田大军在申请蚕种经营许可证时发现，安徽省1999年制定实施的《安徽省蚕种管理条例》与2006年7月1日农业部颁布实施的《蚕种管理办法》不一致。后者规定，只要有与蚕种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场所、资金和保藏、检验等设施;有与蚕种经营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及通过审定的蚕种品种等条件的单位，都可申请蚕种经营。然而，《安徽省蚕种管理条例》规定，只有农业部门所属的蚕桑技术推广机构，才能负责销售，申请经营蚕种。

　　田大军于是联名其他三家基层供销社业务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地方法规与部门规章件间应衔接一致》的立法建议，要求修订《安徽省蚕种管理条例》，引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的重视。

　　2008年6月，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对该条例的修订草案作了初审后，前往潜山县征求意见。最终，田大军等人的建议被采纳——对蚕种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有序放开蚕种经营市场，打破了安徽省以往蚕种生产经营一家独有的局面，规范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竞争，更保障了地方法规与部门规章间的有效衔接一致。

　　(六)

　　对于立法听证会，武汉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的老师胡全志感受最深。

　　2004年初，武汉市人大常委会拟制定《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胡全志立刻把自己对于城市雕塑管理的建议寄了出去。几个月后，胡全志接到了该市人大常委会的电话，他作为市民代表被邀请参加立法听证会。

　　2004年8月2日听证会召开，胡全志与其他20名市民代表分别就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方面作了发言，当时他还提出了“政府应尽快起草出台武汉市城市雕塑法”、“城市雕塑应确定具体管理部门”等建议。

　　尽管出台城市雕塑立法的想法没有成为现实，但《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表决通过稿采纳了部分他对于城市雕塑管理的建议，这让胡全志感到兴奋不已。“那种激动的心情不言而喻。”胡全志说，普通公民也能为立法提建议让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民主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