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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其中规定:“对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对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假释考验期满，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并公开予以宣告”。

　　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希燕认为，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和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但是，刑法关于适用社区矫正的规定，走在了社区矫正的程序规定之前，造成实体法先于程序法，实体法的规定在程序操作上无法可依。”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方工在两会期间提交建议呼吁，尽快制定社区矫正法，使刑法的规定能够得到落实。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也向记者表示，“制定社区矫正法是一项很紧迫的任务。”他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修改刑法修正案(八)的时候，已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制定社区矫正法的相关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已有所考虑。

　　社区矫正法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方工认为，社区矫正法应与监狱法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秦希燕认为，应明确矫正的对象，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孕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当作为重点对象，适用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检察机关办理的刑事和解案件、附条件不起诉案件以及法院判处的免刑案件，也可以附条件地实施社区矫正。

　　“界定矫正人群，一定要考虑社区的接受能力。”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院长李凤斌表示，公、检、法机关，居委会，社工，都在社区矫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要考虑司法的资源和社区的承载力。

　　针对可能发生的脱管漏管现象，秦希燕建议重新调整监外执行的监管主体，将现行监管主体调整为司法行政机关。即建立由各地司法行政部门作为监外执行的监管主体，由各基层司法所、公安派出所、城市社区治保员和农村治安中心户长、监外执行人的单位、家庭以及社会志愿者作为专门监管人，协助配合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管。“还要建立脱管责任追究制度和监外执行罪犯担保制度。”秦希燕说，可由检察机关联合相关部门制定对罪犯监外执行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跟踪监督机制;检察机关可依据责任追究制度依法追究相关人的责任，等等。

　　采访结束前，秦希燕一再告诉记者，“要推进社区矫正制度化、法制化，必须尽快制定社区矫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