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不是东部城市群落的崛起，也不是GDP超过日本，而是观念的变化，是私权观念的崛起，是自由与自治精神的回归。

　　我的演讲分三个部分：第一是百年农村衰败，第二是百年农村的建设，第三是看我们过去100年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科举废除伊始，乡村精英流失

　　先简单说一下衰败，现在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是“故乡沦陷”。但这种沦陷不只是我们的经验，过去100年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实际上是相对不断衰败。

　　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最开始是和科举制度的废除有关系的。原来搞科举的时候，很多乡村有私塾、老师。科举废除以后这些人没有出路，就跑到城市里面去。另外就是科举废除以后，城市有所谓的现代教育，培养了大量有知识的人。在原来的科举制度下，对乡村知识分子来说，如果没有考上的话，可以不断地考，不会找另外一个出路，可能就留在乡村成为先生。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他们看不到希望，有一些流落到城市。另外一些人在城市上学，胡适当时说“很多学生叫毕业即失业”。

　　这些毕业又失业的人和科举考不上的人心态不一样，因为他们接受现代教育以后，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人才，要找出路。大知识分子可能会找到一个好的出路，但是相对来说发展不是很突出的人，他们觉得自己的身世很悲凉，很失意，他们就会形成一种反体制的力量，他们就跑到乡村去了。最后他们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消灭地主。

　　另外有一些跑出乡村就可能成为完全暴力的一群人，这种状况胡适是非常不满意的。对乡村的破坏，除了精英的外出，扰乱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破坏。一系列的战争对乡村的破坏，除了精英会不断流走，另外通过暴力的手段，消灭的精英和拉走的精英也非常多。

　　说到土地改革的问题，董时进说“一旦田地社会化了，什么人也没有了田地”，这与“耕者有其田”的说法恰恰相反。中国农村先后遇到了两种暴力，一种是革命的暴力，另外一种是建设的暴力。革命暴力今天已经消除了，但是建设的暴力依然存在。

　　城市化急功近利掠夺乡村

　　农村的衰败呈现“鱼笱”效应，就是一头大，另外一头被堵上，鱼上钩以后跑不出来，中国的城市和农村的这种分治很像是“鱼笱”效应。当时有人感慨“乡间把子弟送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这种教育不但不能推动中国现代化，反而发生了一种副作用，成了吸收乡村人才外出的机会”。我们现在说的乡村沦陷实际上与这些关系也非常大。告老还乡制度在原来属于农业社会。这几十年来我们再也没有听说谁会告老还乡。为什么？因为城乡有巨大的差别。

　　“鱼笱”效应不断持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了，农村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不断衰败下去。还有跟农村不设防也有关系。城市化对乡村的掠夺，其实是非常急功近利的。

　　除了不断沦陷或者不断衰败，当然相对也有一个不断建设的过程。在国民政府时期，的确有很多人投身到建设的领域。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很有担当，搞乡村建设的有很多人，比如梁漱溟、卢作孚、阎锡山等，后来都因为日本人的入侵中断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乡村建设，当时有一个说法是：“集体特别好，一不怕两极分化，二不怕天灾和人祸，三不怕没钱花，四不怕死了没人埋，五不怕小孩没学上，六不怕没活干，七不怕倾家荡产。”我看这个材料的时候觉得非常有意思。后来，整个国家在经济上面临极大困难。最后，有小岗村所谓的血手印，实际上这种自救一直存在。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间社会或者说整个经济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不在于政府做了什么，而在于政府没有做什么。

　　另外一个方面，现在搞新农村的建设实际上也有很多强制性的东西，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状态。20世纪的教训有很多，每个人都可以想到一些。我自己在梳理这100年来的农村、中国问题的时候，觉得最大的教训就是对个人权利的不尊重。个体的权利，这是大家幸福的根据地。没有这种权利的观念，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剥夺别人权利的人，每个人也可能成为被剥夺权利的人。

　　现在大家说“围观改变中国”，我想说的是“观念改变中国”。这个观念就是个体权利观念的成长。我们推动中国现在的变革，敌人是什么？恰恰是一些观念，我们需要的是改造一些观念以及坏的关系。

　　围观只是表象，真正改变中国的是民情和观念的转变，从乡村到都市，从革命到建设，从群体理想回归个人权利，几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不是东部城市群落的崛起，也不是G D P超过日本，而是观念的变化，是私权观念的崛起，是自由与自治精神的回归，正是这些观念使中国获得了活力，将左右中国未来的蓝图。

　　□熊培云(南开大学副教授、硕导)

　　(本版文字为3月13日演讲稿，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