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新语丝网站上的一篇举报文章把48岁的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长江特聘学者、副院长刘泉声教授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举报者“不得不说”在帖子中称，“自己也算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深恶痛绝，尤其对一些所谓的学霸到处兼职，侵吞国家科技资源非常不满。”根据“不得不说”举报中的提示，中国青年报记者展开了调查，却发现人才争夺背后隐现一条多方受惠的灰色利益链。（中国青年报3月21日）

　　所谓“多方受惠”，是指教授兼职的“钱一个是教育部出，一个是省财政出，不加重学校负担，两个学校还可以以有个特聘教授为荣，增加单位学术考评的力度”。“多方受惠”的背后其实是“多输”：国家本来投入欠足的教育经费并未发挥最大效益，灰色利益链条并没有形成对应的学术成就产出，挂名项目挂名学科层出不穷……

　　实际上，高校兼职泛滥现象远不止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曾指出，我国行政官员兼任大学教授、学会（协会）会长的情况非常普遍。针对这一现象，他建议在《公务员法》中明确禁止官员在高校和学会（协会）的兼职行为（南风窗2005年9月29日）。另一方面，尽管饱受公众质疑，高校“追星”热情不见消减。

　　针对教授兼职过多的问题，中科院外籍院士丘成桐的声音振聋发聩，“院士教授兼职过多现象已成公害。过多的兼职必然使院士教授分心，难以集中精力搞学术研究，结果一定导致中国学术水平整体下降”。担心并非多余，有数据就曾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中国青年报2月10日）。而在更早的2008年，在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发布的“2008世界大学学术排名500强”中，国内表现最好的大学，也只能位居200名后。

　　高校乐于聘请兼职教授，表面看是教育评价体系的扭曲，本质上则是因为教育机制的行政化。由于评价体系被上级行政机构牢牢掌控，无论是高校规模、排名，还是项目申请等，均“逼”着高校尽可能攀附行政领导和知名教授。这就好比，主导资源分配的行政力量更像是预设于货架之上的“鞋”，要想买下这仅有的“鞋”，高校只能削足适履，想方设法满足“鞋”的尺寸。另一方面，虽然高校“追星”与争取上游资源没有太大关系，但这对提升学校知名度无疑大有裨益。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致力于去行政化，追求学术型高校的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建议：“一些大学没有办好，没有含金量，就得倒闭！”从国际高校发展趋势看，倒闭当然顺应潮流，问题是，大学倒闭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到底是继续交由行政决策，还是让渡于教育竞争？可以肯定的是，倘资源受行政力量牵制的刚性不改，高校就不得不想方设法聘请兼职教授，尽可能满足资源申请条件。

　　当然，改革是艰难而又漫长的，去行政化需要高校教育体制的重构。但这并不表明对教授兼职泛滥毫无办法可寻，至少从技术角度层面上，可以考虑建立师资力量库，明确禁止教授兼职数量上限，同时制定兼职规定，建立严格的惩戒机制。（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