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地震后我们还会再通书信多久呢？”在越秀区东峻广场一家快餐店里，蔡风想着他和佐藤喜子55年来通书信的往事。经历了这次日本地震，他对于这些发黄的信件更加珍惜。

　　这次日本地震，白发苍苍的蔡风四处求助寻找远在日本仙台的笔友佐藤喜子，在媒体报道后，他们这段纯真友谊感动国人，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佐藤喜子的消息。直到3月18日佐藤喜子平安消息传来。

　　研究二战后中日关系史的学者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直到1956年，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与日本青年团协议会建立正式交往关系，才正式开启两国青年友好交流的大门。

　　但是2002年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中的历史资料表明，早在1955年末，日本青年就主动表示愿意与中国青年建立书信联系，以此来加强两国青年间的互相了解。

　　中国青年蔡风与日本青年铃木喜子（佐藤喜子），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成为笔友的。

　　从1956年第一次通书信，到1957年中断联系，从1994年再续友情，到2011年日本大地震。他们55年的笔友之路颇具历史意义。在这期间中日关系起起伏伏，两个国家也分别从新政权的建立初和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中起步，一直到现在步入世界强国的发展历程。

　　宏大历史的谱写夹杂着着无数个体的悲欢离合。我们用文字书写蔡风与佐藤喜子的故事，以为纪念。

　　【1955年末，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胡乔木收到一封日本来信。日本群马县桐生市16岁的女生早濑笙子和她的同伴津久井惠子在信中说：“(日本)年青的一代正在为恢复在深切谅解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友谊而尽着一切努力……因此，就有我，就有那么多的青年人渴望通过互相通讯以及交换书籍、美术明信片、画片和邮票等邮件的方式，来了解中国的人民和中国美好的一切。”

　　同年12月1日，胡乔木将来信转给《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并嘱咐该报读者来信部“组织一些中国女学生和女工同她(早濑笙子)通信。”胡乔木特别交代，“要真正通信，……而且要写得像来信一样真切，比原信更详细生动地说一些中国女学生的生活”。

　　1955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6版《读者来信》栏目中登出了早濑笙子的来信。

　　据1956年2月5日《人民日报》第7版《读者来信》栏目登出的一封早濑笙子母亲的来信介绍，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早濑笙子就收到了超过200封中国青年的来信，不得不让全家人一起帮着她回信。】

　　冬日暖阳异域洞天

　　1956年，21岁的蔡风(化名)呆在广东北部山区的韶关气象站。这个来自浙江宁波的小伙子1951年在上海参军入伍，火车把他拉到了四川，进入军事干部学校学习气象。

　　本以为可能被派上朝鲜战场，但是学习结束后，他跟随集体被转到了地方，自此扎根广东。

　　身处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蔡风说那时候韶关的老百姓上街，脚上多数穿的是木拖鞋，走起路来，满街是“踢踢踏踏”的声响，极少人有鞋穿，皮鞋更是奢侈品。

　　山区生活单调，蔡风只有通过读报获取信息。1956年年中，到达韶关不久，他看到《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报道了日本女青年早濑笙子希望与中国青年通书信的消息。

　　“那时候年轻啊，有热情，也希望为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做一点事”，蔡风瞒着身边所有人，悄悄给早濑笙子写了一封信，寄往《中国青年报》，该信随即被转到了日本。

　　此时的早濑笙子，已经成为中国青年争相通书信的对象。在发动家人回信仍无法应付的情况下，早濑笙子把蔡风的信转给了福岛县今川俣高等学校二年级学生铃木喜子。

　　1956年11月25日，铃木喜子在日本的冬天里，给蔡风写下了第一封信(详见3月17日本报AⅡ广州读本03-04版报道)。

　　收到原信后，蔡风看不懂日文，只好将信寄给《中国青年报》请求翻译。很快他就收到了译在中国电影出版社稿纸上的信件。

　　在这封译成中文后仍有1000多字的长信里，铃木喜子除了说，“今后我很希望作为您的一个通信之友一直和您通信。今后请您做我一个朋友吧。” 她还在信中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生活环境。

　　铃木喜子说自己每天早上7时半坐13分钟的火车去上学，说日本就要下雪了，冬天就是靠着火缸看看书，或是打打羽毛球，有时也踢毽子。她说自己所在的福岛县饭野町是个小镇，家就在火车站旁边“到村庄的任何地方去，都要不了10分钟。”

　　她说饭野町唯一有风景看的是一个堤坝，“春天好多人来这里看樱花和梅花，夏天有很多人来游泳，我也是去游泳的一个。当枫叶发红的季节，这里是很美丽的，过了这个季节就和普通的村庄一样了。”

　　铃木喜子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服装尤其是其中的刺绣的喜爱。她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到好奇，甚至问蔡风每天穿着什么衣服工作的。她说自己工作是会在上衣和裤子外边套上围裙的。

　　“请保重身体，以后天气会冷下去的。”铃木喜子这样跟还未认识的朋友蔡风说。

　　在信中，铃木喜子附上了一张夏天里自己在福岛县苗代湖边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17岁姑娘身穿长裙，低眉浅笑。

　　【这是1956年的中国。尽管当时中日关系依然紧张，周恩来在这一年阐述我国外交政策时也说，“一个新兴的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往往不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别人的充分了解，而且还常常引起某些疑惧。”

　　但是中日民间交往此时已经在屡屡试水：

　　1952年5月，受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南汉宸之邀，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一行来中国访问，并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1953年，中国通过民间渠道帮助在中国的32000名日侨归国；

　　1954年10月30日，李德全、廖承志率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出访日本的第一个民间代表团；

　　1955年2月12日，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首演芭蕾舞《白毛女》，成为当时世界上惟一演出中国剧目的外国芭蕾舞团；

　　1956年，梅兰芳率领京剧代表团访问日本；

　　同年，日本最大的青年团体“日本青年团协议会”派团访华。】

　　戛然而止隔海相望

　　蔡风始终不愿说出自己给铃木喜子的回信内容。但是时隔不到3个月，1957年2月20日，铃木喜子给蔡风写来了第二封信，透露了蔡风在1956年的回信中，给她寄去了画片和扇子等纪念品。

　　这第二封日本来信依然是封长信。此时的铃木喜子即将毕业，在东京游玩。她在信中倾诉了自己对故乡福岛县饭野町的思念：“已经不胜渴望还乡，每天都有思乡的病。”

　　铃木喜子在信中表达了对就业和未来的担忧。她说日本土地狭窄，而且人口众多，就业是件艰难的事。“假使我在乡间找到一份合意的职业，不要从远方搭8小时的慢车到东京来多好呢。但是……”

　　“我也是好容易才读完了学校，从此开始走上我的第二人生途径。所谓世上，究竟是怎样的呢？自己混入种种色色的许许多多的个人之中，是否能够经得起这个世间的惊涛呢，内心上觉得惶恐不安。”

　　铃木喜子动容地对蔡风说，“你能为着我，而在别国的天地间看守着我吗？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不能安心地工作呢。请求你。”

　　她为自己有一个中国笔友而自豪，说身边很多朋友都很羡慕她，希望蔡风能介绍其他中国朋友给她们认识。

　　“东京比起我乡间来气候十分暖和，梅花也开了，春天快到大地，那时作为日本国花的樱花也盛开。”铃木喜子的来信平实而富有感情，令蔡风看后感慨不已。

　　为了更好地与蔡风沟通，铃木喜子甚至买了中文书，学习中文写作，还表示要把中文写作的东西整理出来寄给蔡风。但是这个心愿随着双方联系的中断，始终没有达成。

　　18岁的铃木喜子，在信中还对中日两国的关系抱有期待。她说，“早点我们两国相亲善就好，但是现在不是我们的力量做得到的。真是痛心。那么，现在在这里只得别离啰。”

　　这次书信之后，蔡风在1957年赴京参加北京农展馆活动并接受毛泽东接见之余，拿到了铃木喜子托人带到北京的49张邮票。这些跨越中国清朝、伪满洲国、军阀混战等历史时期的珍贵邮票，至今被蔡风收藏着。

　　这封文末署名为“从别国的友人寄给隔海的彼岸友人”的信之后，蔡风和铃木喜子就失去了联系，隔海相望一晃37年。

　　【蔡风说，上世纪50年代与铃木喜子通书信，总体上感觉两个国家都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差别并不大。

　　在中国，新政权建立后，迫切希望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并于1953年提出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同期在全国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到1956年，中国宣布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个体农业变成了集体农业，手工业形成了合作社，工商业进行了公私合营。

　　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鞍钢建成投产，长春一汽生产出了第一辆汽车，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沈阳第一机床厂投产，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川藏、青藏、新藏公路修到“世界屋脊”。5年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128.5%，农业总产值增长25%。

　　此时的日本，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美国的接管，经济刚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朝鲜战争后，美国加大了对日本的扶持力度，日后一大批扬名世界的日本企业百年品牌，都是在此时重拾战后残局，开始奋发图强。

　　但是这时的铃木喜子从福岛坐火车到东京还需要8个小时，闻名世界的新干线要到1964年才开通第一条线路。东京电力公司刚刚创立不久，旗下的世界最大的核电站——— 福岛核电站要到1971年才开始商业运行。那时候的铃木喜子，只能根据“推想”，才知道世界上“比东京更暖和的地方一定是有的”。

　　但是从蔡风与铃木喜子失去联系的1957年开始，中日两国的发展开始出现巨大差距。】

　　殊途同归生活继续

　　1958年，蔡风奉调带队前往南海西沙群岛中的永兴岛，负责气象勘测。待他1961年从西沙群岛回到广州，祖国大陆已是另一派气象。

　　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在极“左”路线下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工业上“超英赶美”，农业上大放“卫星”，“浮夸风”盛行，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

　　“大跃进”刚结束，中国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两相夹击之下，中国人民的生活陷入严重困难。

　　1963年，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尾巴上，蔡风经战友介绍，认识了广州一家染织厂附属幼儿园的一个女老师，两人随即结婚。

　　对于蔡风与铃木喜子互通书信，蔡风的妻子表示，刚结婚的时候她就知道此事。

　　“那时候我们结婚很简单，单位给的宿舍，发了一个柜子、一张桌子，几块木板用凳子架起来就是床，双方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摆着，一目了然。”蔡风的妻子说，她并不介意丈夫与异国女子的通书信经历，“反正他们也没见过面，连电话都没打过。”

　　与蔡风同时代的妻子，同样目睹过身边的朋友给当时的苏联等外国的朋友写信，因此并不介怀。

　　回到广州的蔡风，进入广东省气象局工作，一直干到退休。期间他生育了两个女儿，女儿又分别成了家，女儿又各自生下了一个女儿。

　　1962年，在隔海相望的另一端，23岁的铃木喜子先于蔡风一步，与日本国铁公司的员工佐藤兴源结婚，自此随夫姓，改名佐藤喜子。她也很快生下一对儿女，女儿又为家庭生下了第三代人。

　　蔡风至今感叹，在他与喜子失去联系的数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太多事。他庆幸自己在上世纪50年代是悄悄地与喜子通书信，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都不知道，“要不然，‘文革’期间我可能就被安上‘里通外国’的罪名了。”

　　在中国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月里，日本在经济上突飞猛进。

　　1960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发表“所得倍增计划”。日本经济进入高速成长期，其国民生产总值短短6年间就增加了两倍以上。1955年到1965年间，日本工业生产增加4倍多，远超美、英、法、意和当时的联邦德国。

　　到1968年，日本粗钢产量居世界第三位，汽车产量世界第三，船舶产量世界第一，收音机、纤维业居世界第一，电视机、轮胎、塑胶、纸业居世界第二。

　　佐藤喜子的丈夫佐藤兴源所在的老国铁公司，转而成为新干线工事局，开始在日本打造当时世界绝对领先的高速轨道交通。

　　失去联系的37年里，蔡风与喜子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气氛和经济环境下一步步从青年走到了老年。

　　两国在这期间拉开的差距，用数字就可以简单表现：1955年，中国的G D P占世界的比重达4.7%，其时日本不到2.5%；到1980年，中国的一个时代终结，另一个时代刚刚到来的时候，日本的G D P占了世界10%，中国却变成2.5%。

　　历史如镜，照见蔡风与喜子的生活变化，也照见中国与日本阶段性的经济差异。

　　【中日关系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迎来了亲密期。1972年9月，日相田中角荣访华，与中国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一个有趣的细节是，田中角荣访华期间向周恩来赠送了1000株大山樱，其中50株被中央转赠给了武汉大学。目前这个时节，这些樱花正在武汉大学校园内盛放。

　　1973年1月，中日两国互设大使馆。1978年8月12日，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日，双方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

　　这是邓小平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二战后首次正式访问日本。他在8天的访问期限里，挤出时间先后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乘坐新干线从东京去关西时，邓小平评价新干线“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我们现在很需要跑。”他还说，“这次访日，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

　　邓小平访日后，中国出现了“日本热”，大批考察团涌入日本，大量的日本专家、学者被请到中国讲课，官民之间各领域、各层次的交流日趋活跃。

　　1983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日，并与日相中曾根康弘商定，邀请日本青年访华。

　　这是中日青年交往历史中一段难以磨灭的深刻记忆。1984年，来自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220个团体、单位的3017人组成了217个代表团从北京、上海、香港等地进入中国大陆。访问团中，年龄最小的是日本著名电视剧《阿信》的扮演者小林绫子，年龄最大的已经84岁。

　　访华期间，3000名青年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了“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组织的第一次国庆庆典和国庆阅兵。当晚，3000名青年在天安门广场与中国青年在篝火中跳舞到次日凌晨2时许。

　　为准备日本青年的这场访问，中央专门成立了筹委会，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担任筹委会秘书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刘延东任副秘书长。今天的上海市长韩正，当时参与了部分日本青年访问上海期间的接待工作。

　　而在日方来访的青年中，就有时年38岁的今日日本首相菅直人。

　　3000名日本青年回国后，邀请中国青年回访。1985年春天，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锦涛率200名中国青年访日。同年10月27日至11月12日，以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为总团长的“中国青年访日友好之船”又再次回访日本。】

　　目睹旧物心念故人

　　1994年，与佐藤喜子中断联系37年后，当年风华正茂的蔡风已经59岁。一次他在翻检旧物时，看到喜子在1957人托人带给他的邮票。蔡风用心地将邮票寄往昆明，找了一个熟悉邮票的朋友鉴定，得知邮票经过数十年收藏，价值不菲。他再度想起异国的这个笔友，试着按照喜子当年的通信地址，又写了一封寄往日本的信。

　　关于这次写信的理由，蔡风也在信中提到。他说，原因之一是，此时的中日两国关系已经不是1957年时那种朦胧的烟云，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了。“1957年在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已经向往促进中日友好。在今天已经进入中日友好的时代，我们更有理由把我们曾经建立起来的友谊继续下去。甚至让我们下一代下二代也继续下去，这样不是更有意义吗？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想。”

　　原因之二是，蔡风觉得喜子寄给自己的邮票太珍贵，想回寄给喜子，自己留下复印件作纪念即可。

　　“写这封信的时候，真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到达你的手中。因为离开我们曾经互相通信的时间———1957年11月，已经将近四十年的时间了，真是岁月如流啊。当年我们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则差不多是老人了。……但是你寄来的信，照片和礼物，我一直珍藏到现在。不知你是不是还记得远在中国这个曾经的通信之友呢？”蔡风不知道老朋友已经更名为佐藤喜子。他依然按原来的称呼给铃木喜子写信。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喜子一家已经从福岛县饭野町搬到了宫城县仙台市。但是这封信还是通过喜子的妹妹，转到了她手上。

　　1995年5月31日，佐藤喜子给蔡风写了回信。信中说，自己对于接到一个失去联系近40年的老朋友的来信感到吃惊。此时的佐藤喜子刚刚退休，但是身体不好，每天要去医院做理疗。退休后的她，最大的兴趣是园艺，在小小的庭院里种有蔷薇和四季开放的花儿。

　　“时间过得真快，再提笔已过了40年，年少的时光像走马灯一样浮现在眼前。”佐藤喜子在信中还提到日本发生的地震，“在过去的40年里，有悲有喜，有苦有乐，其中还经历了可怕的地震(宫城大地震)。今年入年以后，发生了阪神、淡路大地震，引发了大混乱。”

　　“就在地震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刻，引发全球恐慌的奥拉姆真理教的沙林毒气事件发生了，对于这种为满足自我欲望妄图染指世界各地的行为，是很难原谅的。”身处多事之秋的日本，佐藤喜子说“现在的愿望就是能早点过上安定的生活。”

　　佐藤喜子还与蔡风互勉：以后大家都要注意身体，幸福地生活。

　　蔡风在回信中为对方家庭幸福感到高兴。他向佐藤喜子介绍了广州，“广州是中国的大都市，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建设发展很快，高楼林立，交通繁忙，生活用品供应丰富。但随之而来的是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城市弊病。所以我还是比较羡慕宁静的中小城镇的生活环境。仙台市恐怕是这种生活环境吧。”

　　“广州地处亚热带，雨量丰富，终年不见雪，所以树木四季常青，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可以见到各种美丽的花卉。每年春节都要举办花市和迎春花会，所以广州又名‘花城’。”

　　对广州的一番夸奖，引来佐藤喜子的羡慕。她说“我真羡慕广州不下雪，气候温暖。”

　　【1997年9月，日首桥本龙太郎访华。同年11月，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998年11月，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之际，时任江泽民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正式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中日两国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两国政府还签署了科技、环保、青少年交流等领域的相关合作协定。

　　访日期间，江泽民还到宫城县仙台市参观了鲁迅纪念碑和日本东北大学，并亲手种下象征中日友好的梅花。仙台市是鲁迅先生与藤野教授的友谊结交地。江泽民在仙台赋诗一首《访仙台》：“丹枫似火照秋山，碧水长流广濑川。且看乘空行万里，东瀛禹域谊相传。”以此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素未谋面终身挚友

　　自从1994年重新建立联系后，此后每年，蔡风都会与佐藤喜子通书信。

　　1997年2月6日，佐藤喜子在给蔡风的信中说，自己一年来很不顺利。先是81岁的姑姑倒伤腰入院治疗；82岁的婆婆又乘车被摔下来，碰伤了头和腰，住进了医院；儿子骑摩托车遇到交通事故，腿部骨折；生母在东京又住进医院；弟弟又患脓胆、胆石病入院手术；表弟又因哮喘和过度疲劳住院；然后是姐姐住院手术。

　　尽管说的都是家常事，蔡风却觉得很亲切。

　　58岁的佐藤喜子也在信中感叹，“日本的春节变化很大，有时候传下来的活动已经不多了。电视与电脑游戏正不断推出。新节目让人着迷，但进步太快，让人都跟不上。”她还问到香港即将回归中国，届时香港的物价和生活将如何变化。

　　佐藤喜子还表示，香港有了到仙台的直达飞机，盼望能有与蔡风会面的日子。

　　1997年6月，蔡风给佐藤喜子回信。除了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和对喜子的病情表示慰问外，蔡风也提到香港即将回归祖国。

　　“现在我国举国上下都在庆祝这个重要时刻的到来，香港离广州很近，还不到200公里，坐火车和大巴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1997回归以后，我一定要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

　　尽管双方语言不通，蔡风还是给对方留下了家庭电话，并附上了几张全家福。

　　1997年这一年，佐藤喜子连遭不幸。她在12月28日的信中说，这年新年刚过，姐姐就因癌症入院，最终医治无效去世。8月，她自己又累倒，每日去医院输液。月底，她又在火车站被人从后面推倒，肋骨骨折，10月又患上“器官视扩张症”，一直治疗到年底。

　　1998年末，蔡风几乎与佐藤喜子同时，各自给对方写了一封信。

　　蔡风在信中说，1998年和1999年是好兆头的年份，因为“8”是“发”的谐音，“9”有“长久”的意思。得知喜子一家多病后，蔡风在信中鼓励喜子：“生活中也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幸或不愉快的事，只要我们勇敢面对，对生活充满信心，困难和不幸就会过去，幸福愉快的日子就会到来，好像雨过一定会天晴的道理一样。

　　这一年，蔡风从广州到上海，要坐25个小时的火车。他也感叹中国火车的速度依然很慢，跟日本的新干线不同。

　　如往常一样，信中蔡风也提到了江泽民访日在中国引起的关注。

　　佐藤喜子则在同期的信中说，自己正试着学点中文，还去参加了一期汉语讲座，“上了8次课，我感到非常难，还不能回话，汉语中有四声，还要记住汉语的语法，真难啊！”

　　佐藤喜子还谈到中日文化的差异。她说在日本，带有9的年份常被认为是厄运之年，“这前后年里都要小心谨慎度过日，还有的人去烧香拜佛，以祈祷让灾难消失。”

　　尽管佐藤喜子自身多病，但是每一年春节前后，她都会给蔡风寄来贺卡，祝愿他全家健康。

　　蔡风与佐藤喜子自1956年通书信至今，双方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一次电话。语言的障碍在两人中始终存在。在2006年的一封来信中，为了说清楚自己手部的骨折部位，67岁的佐藤喜子不得不信纸上画了一幅画来说明。但是双方的书信跨越了55年，通书信达20次，成为了中日民间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

　　【1998年11月28日，江泽民访日。在宫城县和仙台市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坐在江泽民右侧的仙台市长藤井黎介绍说，“仙台”的得名是来源于一首唐诗。1600年日本战国时代结束，当地首领决意为旧城另起新名。当时武士和文化人都把研读唐诗作为文化修养。有人想起唐代诗人韩愈有首《题仙游观》的七律，首句为“仙台下见五城楼”。“仙台”意为仙人居住的仙境，而“仙台”的发音又与该城原名“千体”和“千代”相近，于是决定易名为“仙台”。仙台城南的山名，也取自唐朝诗人李白的《登太白峰》，改名为“太白山”。

　　2008年3月，2008名中日两国青少年相聚北京，国家主席胡锦涛写下“举青春之力谋世代友好”。

　　同年5月，胡锦涛与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出席2008日中青少年友好交流年开幕式。胡锦涛还以一对二，与福原爱、王楠打了10分钟乒乓球。

　　2011年3月11日下午，日本以东海域发生9级特大地震，并引发海啸。佐藤喜子居住的宫城县仙台市首当其冲，受到海啸正面袭击，人员伤亡惨重，交通、通讯一度中断。佐藤喜子老家所在的福岛县，更是发生核辐射危机。

　　中国方面不但向日本灾区提供了物资援助，更派出了国际救援队远赴日本帮助救灾。】

　　纯净流淌生死惦念

　　地震发生时，蔡风正坐在电视机前，他几乎是第一时间看到了日本大地震的消息。“虽然喜子以前的来信中也多次提到日本地震，而且我是搞气象工作的，也知道日本是地震比较多发的国家。但是这一次太不一样了，看到海啸的画面，简直触目惊心。”

　　蔡风马上跑进卧室，跟妻子说，日本的这次地震太严重了。他很担心佐藤喜子一家的安全。

　　蔡风存有佐藤喜子的家庭电话，但是无奈语言不通，只能到处找人打这个电话。他当天下午就找到曾在日本呆过多年，并精通日语的广州樱花日语学校校长马燕。马燕听说后，当即拨打佐藤喜子家的电话，但是电话线路已经中断，根本无法打通。

　　连日来，蔡风一到晚上就坐在电视机前，盯着日本地震的消息，白天则四处想办法与老朋友联系。

　　3月16日，久等之下还没有佐藤喜子的消息，蔡风与南方都市报取得联系，希望通过媒体找到佐藤喜子。蔡风的老伴也支持他，认为他应该了却这个心愿。

　　消息已经传开，引起了读者和网友的强烈关注。众多网友都在为佐藤喜子祈福，希望她一家可以平安。

　　本报也在接到求助后，当即开始与日本方面展开联系。但是最初打通日本警察厅电话后，对方表示宫城县对外联络已经中断，一时无法帮忙查询。

　　记者随后将寻找佐藤喜子的消息转达给了读卖新闻社、朝日新闻社、国际红十字等媒体和N G O组织，但是仙台已成地震重灾区，各组织均表示找人难度很大。

　　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一些日本网友也加入寻找佐藤喜子。留日博士生、日本筑波大学的杨元在日本生活了6年，他找到仙台当地的媒体，尝试找寻佐藤喜子。

　　与此同时，蔡风在家中也心急如焚。3月18日下午，他在一张纸上写道：“佐藤喜子女士，祈望你和你的家人能够躲过这次灾难，平安无事。”

　　大灾之下，蔡风对相交55年，仅凭书信交往的佐藤喜子的担忧和寻找，令所有人动容。

　　76岁蔡风还使用起了电脑，查看日本的电子地图。当发现佐藤喜子的家所在的仙台市泉区，位于仙台市西北方向，地势较高之后。他坚信佐藤喜子一家平安无恙。

　　3月18日晚6时10分许，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日本传来。在辗转之后，佐藤喜子与南都记者通了电话，她说：“我没事，全家人都很好，感谢中国朋友的关心。”

　　已经72岁高龄的佐藤喜子接到来自中国的电话非常高兴。在10分多钟的通话中，她说这次地震和海啸对宫城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是幸好她家所在的仙台市泉区不在海边，因此没有受到海啸的影响。她的丈夫佐藤兴源地震时正好在印度尼西亚，家里其他人地震后一直呆在家中。“他(佐藤兴源)急着想要回家，但现在交通不方便，还没决定哪天回来”。

　　谈起灾后生活，佐藤喜子说已经可以去商店里买一些食物。经过连续抢修，目前她家所在区域供水供电已经恢复，已经可以洗澡了。不过煤气还没有恢复，她说日本现在很多地方也都还没恢复煤气。

　　佐藤喜子告诉南都记者，当地现在出门非常不方便，没有汽油，巴士很少，地铁更是完全不通了“之前连电话也不通，一直跟外界中断联系”。

　　谈起同蔡风先生的笔友之路，55年来她是如何读懂蔡先生中文信件的时候，佐藤喜子表示开始她都是花钱找国际交流中心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都是会讲中文的日本人，而且中文和日文有相似处，她慢慢看也能看懂一些。她说会尽快给蔡风写信，告知近况。

　　佐藤喜子称赞蔡风，说：“他真是一个心地很善良、很好的人，一直很关心我和家人的生活。请代我转达：我现在安好，谢谢他对我的关心！特别是地震后那么关心我和家人的安危，真是非常感激！”

　　谈起对于中国的印象，佐藤喜子说，“自从1956年我们开始写信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太大了，中国真是个很了不起的国家。现在什么都有了。我很想来中国看看。”如果有机会到中国，一定拜托蔡风在中国帮她找翻译做向导。但她表示由于身体的原因，现在都还在喝药，怕旅途劳顿。

　　得知佐藤喜子一家平安，蔡风连声说，“非常高兴，太高兴了。我感谢为这个事出力的朋友。也希望佐藤喜子他们从灾难中走出来，重新安排生活。”

　　他说自己也很期待着佐藤喜子接下来的来信，更期待着双方能见一次面，完成毕生夙愿。

　　蔡风说，自己一直想去日本，但是由于语言不通，很难自由行。而参加旅行团的话，他又担心既定的线路不能到达佐藤喜子所在的宫城县仙台市。

　　目前，蔡风有一个外孙女正在加拿大多伦多留学。他说自己已经叮嘱外孙女学习日语，以期将来有机会去日本时能有个随身翻译。

　　【经历过1956年前的初相识，经历过37年的中断联系，经历过1994年以来的年年书信往来，经历过日本大地震。55年时光流逝，蔡风与佐藤喜子留下一段令人称颂的跨国友情。

　　经历过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紧张关系，经历过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经历过1984年3000名日本青年天安门前共舞，经历过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和日本多位首相到访，中日关系从最初的民间交往扩大到了各个层面的更全面、更紧密的往来。

　　经历过战后中日经济起步，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的中日发展拉开巨大差距，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经历过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中国又与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一道，双双成为世界强国。

　　今天，佐藤喜子从仙台到东京的火车不用运行8个小时了，蔡风从广州到上海，也即将摆脱长达25个小时的漫长火车旅途。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代表性成就，后起之秀的中国高铁的速度已经超过日本新干线。】

　　写这封信的时候，真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到达你的手中。因为离开我们曾经互相通信的时间———1957年11月，已经将近四十年的时间了，真是岁月如流啊。当年我们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则差不多是老人了。……但是你寄来的信，照片和礼物，我一直珍藏到现在。不知你是不是还记得远在中国这个曾经的通信之友呢？

　　———中断联系37年后，蔡风写给佐藤喜子的第一封信

　　你能为着我，而在别国的天地间看守着我吗？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不能安心地工作呢。请求你。

　　———上世纪50年代，铃木喜子在写给蔡风的信中如是说

　　就在地震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刻，引发全球恐慌的奥拉姆真理教的沙林毒气事件发生了，对于这种为满足自我欲望妄图染指世界各地的行为，是很难原谅的。

　　———上世纪90年代，佐藤喜子在写给蔡风的信中如是说

　　(感谢日本筑波大学杨元先生、广州市民叶莉莉女士，以及华中师范大学日语系毕业生邓娟对本文的贡献。)

　　(参考资料：《胡乔木书信集》、《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半月谈》、《青年参考》、《东方早报》、《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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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笔：南都记者 陈良军

　　采写：南都记者 张昊 陈良军 胡超平 实习生 张晶晶 刘文苑 李雯洁

　　摄影：南都记者 张惠斌 梁炜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