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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期
本期主题《走读深港》之总论
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香港逐渐成为亚洲的“心脏”,英国历史学家弗兰克·韦尔什把香港比喻为“维多利亚朝与大清中国的‘私生子’”,它有着“不情愿的双亲”。然而正因为这样,这个昔日贫瘠的岛屿,跨越两个世纪的成长,有了今天俊朗、明晰的面容和不屈从的内心。也因了这历史背景,香港与内地的城市有着完全不同的个性,它的制度设计,它的城市结构,它的社会习俗,都明确地指向了一座现代都市的成熟纬度。但不管香港有着如何不同的个性,它仍然是一座中国城市,正如弗兰克·韦尔什所描述的:“站在地平线上远眺,香港就像一个更加多姿多彩的曼哈顿,若是在街道上四望,香港显然是一座中国城市。”
回归后的香港,与深圳形成了更紧密的区域同构关系。深圳追赶香港,香港实靠着深圳,这是两个互为亚信念的城市。两个城市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强调社会独立性、人文空间与个人空间,尽管双城站在两个不同的阶梯上,但方向是趋同的,就是让市民生活更见品质。
提升生活品质是引力,也是推力,更是互为亚信念的基石,同样也是我们开辟《走读深港》版的出发点。深港一体化的步伐在日益加快,不管是高层的互访,还是民间的交流,都在以更频密的节奏,改变着两个城市之间的律动。然而尽管这样,两个城市之间的隔膜,仍然显而易见。表面的了解,也难以形成公共层面的促进话语。两地之间的交流也不能只是停留在自由行、打酱油似的日常消费层面。它需要更深层面的人文生活互动,需要打破两地空间与时间上的限制、消除彼此之间的行政阻隔、消融彼此之间的认知成见;需要营造一个相互交融的氛围,让更多目光汇集、交感出一条人文的热带雨林。我们开辟《走读深港》版也就是基于以上诉求。这其实也是本报在去年年底成功举办“2010年深港国际生活大奖”活动,建构深港深度交流平台后的空间延伸。寻找与发现,深港之间的鲜活动力及巨大互补性,连通深港,交换视角,亲密呼吸,从生活美学、从两地市民具有无限亲和力及启发性的地理学、从具有普世价值与人文情怀的社会学,来塑造深港新关系,来重构我们世界的图景。
从客位到主位《走读深港》提供双视角
香港人对深圳的什么感兴趣?深圳人对香港的兴趣点又在哪?或者换个问题,深圳人你了解香港吗?香港人眼中的深圳又是什么样?
当然,这些问题每一个深圳人、香港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这其中大多数人的答案,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购物、消费,深圳人去香港买奶粉、打酱油、看电影、看演出、上学……香港人来深圳洗脚、按摩、听戏、买书、买房……如此而已。绝大多数人停留在对彼此生活表象的了解上。如果进一步盘问下去,了解这些表象背后的东西的人会有多少呢?恐怕寥寥无几。这一判断并非武断与臆想,而是对众多专家学者看法的一个综合。
社会学家、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院长助理于长江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就向记者这样表示,深港地理上虽然接近,但因为一国两制的因素,其实社会距离、文化与心理距离都很远。从文化上看,香港是粤文化,深圳与粤文化有距离;从制度设计上看,香港因为回归前是英治理,制度的差异就更远,两个城市的市民对彼此的了解也处在一个片面与分散的状态,没形成公共的认识,分享得也很不够。从了解的角度看,有主位了解与客位了解两种,过去更多是处在一个客位了解的位置上,就是彼此当做外人来了解,是外部的了解,并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感受世界,是缺主位的了解。只有设身处地地融入对方,才能拥有一个“双视角”,增进彼此的了解。从这一角度讲,深港还存在很多互补的空间,有很多空白点,还有很多可向对方开放的空间,反过来讲,也还有很多隔膜,甚至矛盾。两地也需要更多实质性的互补。
比如深圳要学香港,不要停留在简单的模仿,要学人家的城市管理与社会管理,包括行政体制这些方面如何进行互动,针对具体的问题,两地要达到共鸣,才算是深度的了解。而《走读深港》就是要为两地市民提供一个双视角,给读者一个主位的了解。
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孙振华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说,他经常去香港,相对来说感觉自己是比较了解香港的,但其实他对香港也很不了解。可以说深港两地的人有相当的隔膜,他就曾接触到一些香港人,因为不了解深圳,对这个近在咫尺的邻居还会妖魔化,比如说深圳治安如何可怕等,所以《走读深港》可以作为两地对接的桥梁,让两地市民真正增强了解。
香港著名设计师、生活家、深港国际生活大奖评审委员会主席欧阳应霁也认为,两地的市民还缺乏了解,因为两个城市的成长背景不一样,各自的定位、方法也不一样,比如在决策某件事情的时候,虽然政府从上而下,或者民众从下而上会有大致的方向,但背后有什么,市民难以了解清楚,这其中会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也需要媒体介入,来传达给市民,使两地都更开放透明。
香港著名学者、作家陶杰同样向记者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两地市民都需要一个融入进去的他者视角,来相互关注与深度互动。
希望《走读深港》给香港读者带来一些深度的人文思考
如何增进深港两地市民的了解,我们更多时候会从两地之间的差异,来寻找突破口。就像我们提出一系列问题,会从不同的回答中,从不一样的答案中,找寻到读解与连动双城的可能一样。但这些答案如果还只是存在于个人的认识中,不被媒体发现与传播,自然无法形成公共话语资源。《走读深港》就是要让两个城市找到对接的兴趣点,增进双城的了解,并使这种兴趣的燃烧与了解的升华,成为能无限传播并具有公众影响力的公共话语,让双城的高品质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成为一种公共生活范式。
深圳都会城市研究院院长高海燕就很是认同《走读深港》的定位。他认为可以从深港的生活细节入手,来观察两地在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差别,以及生活品质的差别。比如从深港两地的公共生活秩序对比,香港人开车为何会不随意变道?在公众场合如何能做到不大声喧哗?从公共生活的社会关系进行对比,香港人为何会更有平等的心理,为何不会有明显的阶层优势感?例如甲乙方关系,在香港就不明显,再如政府与市民的关系,香港政府的公务员真有公仆的概念,表现出的强烈平等与服务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当然,也还可以从社会参与的对比,香港人为何会那么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他们是如何通过参与社会组织,从而体现出一个市民的责任感与公共意识?从家庭关系的对比,他们是如何注重与孩子相处的?从教育层面的对比,十年前香港的家长,大多数可能会想让孩子成为李嘉诚,现在则有了更多元的价值目标,那么今天深圳的家长长成了十年前香港家长的模样了等等,可以从各个层面的生活细节,来读解两个城市的差别,对双城进行解剖,展示这些生动的细节,让人们知道生活品质与城市是什么关系。
陶杰则提出,从生活细节去解读与对比很好,但不能只停留在这些细节上,着眼点要高一点,不能停留在吃喝与购物的层面,要脱离口腔型解读,进入大脑型读解,不要消费主义,要做人文探讨。比如说,深圳有没有圈地问题?经济空洞化的后果在哪?深圳的明天会不会是香港的今天?再比如失业率问题,年轻人的前途问题,深港是不是只是发作的步骤不同?香港的光害那么严重,树很少,没有绿色,深圳是不是要步其后尘?他希望这些细节都能引起关注,并让两地的知识分子互动起来,进行讨论。
陶杰还说,《走读深港》的创刊,对香港的读者会是一件大好事,因为香港新闻通常是报忧不报喜,香港人喜欢看阴暗面的坏消息,八卦太多,人文生活少,不平衡,希望《走读深港》能给香港读者带来一些深度的人文思考。
欧阳应霁与孙振华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欧阳应霁说,香港在生活层面上已经到了某个高位,它有时不够敏感,没发现身边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恰好有深圳,这么新兴的城市有很多喜欢生活细节的人,媒体应该推动两地,让人们持续对生活多层次保持丰富的欲望。
孙振华则提出,深港两个城市的文化交流深度不够,尤其在当代艺术这一块,比如他一直想知道香港有多少艺术家?这些艺术家靠什么生活?他们的生存状态怎么样?再比如,他对香港的警队建设很感兴趣,香港的警察在什么情况下出警?一直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专业介绍,而他认为,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制度化的结果,制度决定了人的行为。所以需要从对生活细节的梳理,从对表象的对比,深入到价值观、社会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深层次的比对,要发现制度背后的东西。
《走读深港》构建一个优质平台,促进人文交流
细节是生活的零部件,它决定着生活的品质与完美度,当然也决定了《走读深港》报道的生动与优劣。我们将从具体的深港生活细部出发,去构建一个后现代意义上的“地理空间”,这个空间,具有人文属性,它在发现、比较、批判、拆解的同时,也在建构,它是一个优质的交流平台,两地市民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呼吸,交换眼神和思想的电流,用于长江的话说,它是一个“深港命运共同体”,它的终极目标是形成人文深港的公共秩序。
《走读深港》报道小组还将定期地组织相关的地面活动,让深港的目光交互打探、扫射乃至编织成立体的文章、现实的彩锦。比如,我们将组织热心读者,邀请欧阳应霁做向导,带领大家去体验香港味道;请陶杰领队去探索香港各类书店的五脏六肺;请陈幼坚做监考,组织一场香港设计的感官测试;邀黎坚惠做“时尚督察”,边讲解边引领大家去穿越香港时尚的里应外合;当然,我们也还会组织香港的各类达人来深圳寻宝,比如去华侨城创意园,探知深圳本土当代艺术的水位深浅,抑或者去某个超级工厂拍纪录片,再比如去观澜版画村当一下午版画学童,这些以及更多的互访、对阵、互助活动都在计划之中。
正如于长江所指出的,深港两地缺乏一种精英主导的社会与人文互动,也缺乏具有明确旨趣与内涵的、可以供大家一起来游艺,乃至研究、分析、探讨的平台。而《走读深港》其实就是试图建立这样一个平台。以美好的、具有创见的、个性化的人文消费、生活新潮来构筑一个平台,一个开放的、具有无限扩散力与影响力的深港生活与话语平台,一个可以深度互动的平台。这个平台是动力源,也是具有引导公众的衡定价值观的集结。它发现独特、发掘旨趣、提升思想。它让深港在紧密的深度互动中取得快感,也令生活在多元的趣味中不断上升。
欧阳应霁与陶杰都表示对这样一个平台,保持期待。欧阳应霁说,深港两地大多数人都停留在走马观花的表面消费,深层一点的会去接触文化的软、硬件,很缺少比较用力的平台。《走读深港》能够组织深港两地的文化工作者互访,这也是媒体能够常做的事情,这类活动可以从小做起,逐渐做大规模,重要的是先引起民众的参与兴趣。陶杰则建议,我们可以与香港媒体合作,不管是报纸还是电视台,都可以联动起来,比如去香港,或者来深圳做座谈会,面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彼此的意见与看法,建筑知识共享的平台,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于长江还从社会习俗的养成给《走读深港》以期待,他觉得这个共享平台需要循环起来,只要尊重人们的多元需求,可以培养出一批有愿望的人来,以提升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让社会回归到良性的自我组织。香港的社会自发组织就非常多,发育得十分完善,已经形成一种文化,甚至成为一种社会习俗。《走读深港》就要往这一方向努力,用语言组织出人文精神,乃至成为一种新习俗。
下期预告:香港电车调节了城市内分泌?
存在了100年的电车对香港这个城市意味着什么?城市焦躁心态的缓压阀?追忆过去的时光隧道?融洽情感的重要路径?交错纠缠的电车路线似掌心的手纹,只有细读才能窥到城市的内心。它也逼使我们发问,深圳的“电车”又在哪里?
出品:南都深圳杂志部 总策划:南岛 统筹:马凌 采写:南都记者 谢湘南 视觉设计:张达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