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群 本报实习生 郑思思
昨天开幕的虹桥贸易论坛上,专家们热烈探讨上海如何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其间,香港贸易发展局首席经济师梁海国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世界主要的红酒交易中心往往都不在产酒区,而产酒大国却没有发展成为红酒的集散交易中心。“出处不如聚处”,他用这个现象把大家带入了关于贸易中心关键要素的深思之中。
在已有的庞大贸易量面前,上海如何由“量”的追求,转向“质”的提升?
贸易中心不等于货运中心
贸易中心等于货运中心吗?专家提醒,贸易与货物进出口虽有密切关系,但贸易中心与货运乃至物流中心,本质上是两回事。
梁海国指出,货运和物流中心涉及的只是货物的集散、配送。但在贸易中货物经过货运中心转运到不同市场,只实现了有形货物的转移,但货物的产权并不一定在货运中心进行转移。就货运中心的功能而言,把货物安全有效地运输、配送,就已完成了它的功能,但这只是整个贸易过程的一部分。事实上,一宗交易包括很多环节,如合约签订、付款和相关融资、保险、解决交易纠纷乃至补偿等。这些在运输或物流以外的环节,正是贸易中心应该提供的服务。梁海国表示,贸易是货物产权的交易平台,货物本身的产权转移,才是贸易中心的功能本质。
历史经验表明,货运中心的功能往往容易受航线改变等影响而丧失优势,但贸易中心作为产权交易平台的角色,可以不受影响。
伦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那里曾是世界主要航运中心,国际航运的货源配置和服务中心。但如今,伦敦港口的主体已外移到距其40公里的提尔伯里港,伦敦在世界集装箱港口的排名也在百强之外。显然,伦敦作为货运中心的“物理功能”已不复存在,但伦敦依旧是世界级的贸易中心。
这或许带给上海更多的启示——不要满足于当前漂亮的货物吞吐量、繁忙的港口景致之中,因为如果只有这些,“贸易中心”的位子坐不稳,也难以完成中国从“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梦想。
香港的秘诀——离岸贸易
香港从开埠初期依赖天然良港的“天资”成为货物转运港口,到一度集生产、出口和贸易三大功能于一体,而随着内地港口基础建设日趋发达,香港作为内地国际贸易转口港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单从运输中心的功能看,香港的转口业务发展可能相对减弱,从转口数字估计,香港处理内地贸易总额约16%。
然而,香港并未因此失掉“贸易中心”桂冠,如果仔细分析香港的贸易数据就能看到,这一贸易中心的“秘诀”在于“离岸贸易”的发达。所谓离岸贸易,简言之,就是香港公司所经营的国际贸易中,货物只经香港转运或直接运往海外市场的部分。由于没有进出香港海关,所以也没有反映在香港的贸易统计数字中。
据香港统计部门估算,香港离岸贸易涉及的货物金额,由2002年的14582亿港元上升到2008年的33628亿港元。如果撇开金融风暴的影响,2002到2008年,香港离岸贸易平均每年上升约15%。相对同时期转口贸易年均上升11.4%的速度,离岸贸易发展更快。
从2007年起,香港离岸贸易涉及的金额已明显超过经香港转口的货值。进出口贸易对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也由1999年的16.3%,上升至2009年的19.7%。而水路运输对本地经济的贡献却由1999年的2%微降至2009年的1.1%。这恰恰印证了,货运中心的功能或许会因外因而变化,但香港作为贸易中心的功能并未因转运路线的改变而衰减,重要性反而与日俱增。
上海可以从中学到更多,物理意义上的港口终会有饱和的一天,如果早日建成一个离岸贸易的枢纽,就能成为始终“微笑”的国际贸易中心。
贸易中心的真正较量
如果说货运中心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贸易集散港,可以更多地仰赖得天独厚的地理和区位优势,那么越来越多“纸面上”的离岸贸易中,货物甚至根本不到这个港口,客商又为何要选择这里呢?
让我们回到那个有趣的“红酒”现象。我国的香港本身不是什么产酒区,却是世界红酒贸易中心之一。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香港是一个十分开放的自由贸易平台,借着豁免葡萄酒关税,不但减低成本,也撤除不必要的清关手续,让葡萄酒自由流通。而世界上的一些红酒生产国,则出于保护本地生产商,而没有建立开放的贸易平台。
梁海国指出,一个地方要成为贸易中心,“交易成本”是最基本的考虑。而影响交易成本的两个重要因素,就是便捷和风险控制。而这两者都体现在贸易中心的环境建设中。
如何提供一个便捷化、低风险的贸易环境?信息流通就是一个重要的环境要素。香港信息能自由透明流通,有利于企业寻找商机,优化了市场发展的环境。据世界经济论坛的2009—2010年度《全球信息科技报告》显示,在网络准备程度指数中,香港在亚洲排名第二,全球排名第八。这充分显示,香港在电讯基建、监管环境及企业采用信息科技准备程度方面位居世界前列。法制的保障也是重要的环境条件,既能降低风险,又能促进贸易便捷化。香港在贸易中心建设的法律体制中,并没有特别利用立法来直接鼓励、支持其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心,而是在专注自由市场运作的同时,着重保障平衡市场的自由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