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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书者说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13日04:05  大众网-大众日报

  国家图书馆的地下二层是一座未经许可不得进入的秘密宝库——善本特藏库。

  库中数千件赤轴黄卷、古朴庄严的佛经,就是善本古籍中最耀眼的明珠《赵城金藏》。

  然而在半个世纪前,这部稀世佛经光芒暗淡,几乎濒临毁灭的边缘。最终扭转它们命运的,是一门古老的技艺和一群默默无闻的修书人。

  □1933年春天,一位法号范成的僧人在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发现了约5000卷未知版本的汉文大藏经。

  大藏经,是经众多佛教典籍汇编而成的佛学总集,有“佛教百科全书”之称。范成法师发现的大藏经,并不属于当时人们所知的任何版本;而且无论从内容,还是从规模上看,它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于是一时间,整个中国佛学界都在揣测它的来历。

  1934年,我国著名佛学家蒋唯心在广胜寺盘桓数月,终于证明它与宋代佛经《碛砂藏》中的一段记载密切相关。

  据《碛砂藏》题记记载,公元1169年,路州民女、虔诚的佛教徒崔法珍断臂化缘,从民间募集资金刻印而成汉文大藏经。而刻成后的经版也被运往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供奉。那么,广胜寺的这部佛经,又怎么和这套经版产生联系的呢?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际宁介绍:到了元代的初年,山西赵城县广胜寺的僧人觉得寺里头没有佛经了,于是他们就到北京印刷这部佛经,在北京印好了以后,打捆运回山西赵城供在了寺里头。从此,这部大藏经就在广胜寺存下来了。

  八百年来,除了有部分经卷散落民间外,佛经的大部分卷册得以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流传至今,它已是金代大藏经中的孤本。不但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在文物价值上也是十分罕见。为了让人们能够铭记这部佛门至宝,蒋唯心按照学界惯例,以佛经的刻印年代和发现地点,将它定名为《赵城金藏》。

  随着《赵城金藏》声名远播,便不断有觊觎佛经的各方势力,将贪婪的目光投向广胜寺。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躲避侵华日军的劫掠,八路军太岳军区和赵城县游击大队的战士们将《赵城金藏》迅速转移。从此,这部佛经离开了栖身数百年的寺庙,辗转于太行山区的煤窑、山洞。直到1949年4月,《赵城金藏》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东躲西藏,才被运往北平,安放于北平图书馆。

  然而,这时的佛经不仅完全看不出国宝的风采,其中,大约1/3的经卷都已经失去了正常形态,变成炭棒。因为在煤窑里放着,一是煤灰的污染,还有就是生了霉,变成黑的。

  □新生的人民政府为了挽救这部命运多舛的稀世佛经,决定由国家出资,委托北平图书馆对它进行修复。

  为了完成这项重大的使命,北平图书馆以每月200斤小米的工资,从北京琉璃厂一带颇负盛名的裱画店里,先后请来了肖子安、张炳文、肖顺华、谢庆丰四位师傅。

  事实上,修书这门手艺由来已久,在宋朝的汴梁、临安一带曾盛行一时。清末至民国时期,河北邢台、保定一带出了不少修书人。他们带着全家老少来到北京琉璃厂,把手艺慢慢传了下来。而被请来修复《赵城金藏》的师傅们,正是这一行里的佼佼者。他们面对纸页粘连、遍布霉菌的经卷,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蒸。他们特意为《赵城金藏》做了个大笼屉,靠热水蒸汽渗透到卷子表面。然后趁着它湿润一点,有点拉力之后再揭,揭开一点再蒸。

  揭、补、捶、压……这些修书行当里的传统技艺看似简单,但其中分寸如何,则非长年修书者无法把握。有时候,一套工序下来只能揭开几厘米的经卷,而《赵城金藏》的经卷,短的两三米,长的有十多米。就这样,等老师傅们完成佛经的修复工作时,16年光阴已匆匆流逝,一共4800多卷经书,几乎全部得到较为妥善的整治。

  但是,如果今天的人们有幸能够目睹这件国宝,却仍然可以看到纸张上清晰可辨的霉菌痕迹。这是疏漏,还是修书人刻意保留?原来,如果按现有的去霉技术去做的话,对纸有伤害;另外把霉菌保留下来,对《赵城金藏》本身的历史也是一个记录。如果洗得干干净净的像新的一样,这个意义就没有了。最大程度地保留古籍原貌,这就是古籍修复这一行里常说的“整旧如旧”原则。

  □早在北魏时期,我国著名的农学家贾思勰,便在著作《齐民要术》杂说第三十卷中对这一原则进行了阐述。由此可见,当时的古人已经掌握了高超的修书技巧,而这种技巧造就的最佳效果,便是让补过的书页除破损不在以外,一切还都能保持原貌。

  100多年前,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17号洞内的发现,让一批尘封千年的古代文献重见天日。这批文献成书的年代,从公元5世纪一直延续到11世纪,内容涉及古代东亚社会的各个层面,而其中有许多文字早已失传。此外,它不一而足的装帧形式,不同材质的纸张类型,都在彰显着它非比寻常的文化价值。“敦煌遗书”的发现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学术界对古代东亚文化的研究热情,同时也催生了一门以研究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地区历史、地理为主的显学——敦煌学。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许多破损严重的敦煌卷子,已不便于研究者展阅。因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图书馆便试图对这批珍贵文献进行修复。

  1990年,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杜伟生被派往英国大英图书馆进行为期半年的工作交流,帮助外国同行修复英藏的“敦煌遗书”。这段工作经历,让他接触到国外先进的修复技术和理念,“国外的优点一是哪破补哪,不破的就不动它,这样就最大地保持了原件的原貌;二是他们做得比较细致,比如说所有的纸毛全在一毫米到两毫米之间,这是要花很大功夫的;还有就是他们比较尊重前人的修复,对前人修复的东西尽量保留下来。”

  1991年,国图馆藏的《敦煌遗书》修复计划被正式提上日程。在经验与教训的双重作用下,人们最终确定了《敦煌遗书》修复原则的几大要点:整旧如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对古籍原貌尽量减少干预,而修复过程可逆。也就是说,所有修复工作皆可在不破坏古籍的情况下,逐步还原。

  然而,古籍浩繁,未来漫长,人们又是否能够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坚持原则呢?在国家图书馆中,已经得到修复的部分敦煌文献,虽经过今人整治,却仍旧古意盎然。19年来,按照最初拟定的修复原则,人们只针对书卷中,关乎其保存寿命的破损,做针对性修补。当然,他们也因此常常面临艰难的抉择:哪些破损是必须要修的?怎样修才算恰如其分?

  胡玉清,是修复组坚持修复“敦煌遗书”时间最长的成员,也是遇到难题最多的成员。其中,敦煌遗书潜9号卷子就曾让她颇费思量,因为这件藏品有前人修补过,修补的方法也很特别,就在残缺的地方用麻绳缝补了。“敦煌遗书”中的许多卷册都和潜9号卷子一样,留下了历代人们修补的痕迹。这些手法或精细、或简陋,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社会的千姿百态,是珍贵的历史信息。所以,尽管拆去麻绳会让修复更容易进行,但胡玉清还是决定保留它。

  展平书页后,胡玉清再把补纸嵌进裂口处,用竹签一点一点地掏补,过程虽然繁琐,但效果却令人满意。多年以来,古籍修复组在修复敦煌遗书的过程中,也同时接受了修复《永乐大典》和《西夏文献》等重要的古籍修复任务。无论面对哪种古籍,尽可能保持它们的原貌,已经成为修书人的惯性思维。然而,如果遇到不得不破坏原貌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补纸,是前人在修补《敦煌遗书》时留下的痕迹:它们有大有小,有的有字,有的无字,时而随意,时而用心地粘贴在经卷上。究竟该如何处理它们呢?曾经让古籍修复专家们左右为难。

  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张平说:“你如果把它取下来,显然干预有点过大,但是如果你不取,又面临着无法修复,因为如果不取补纸,在补纸位置又出现了损坏就没法修补了。”编号昃97的敦煌遗书,就曾因为补纸过厚,而在卷收后发生破损。

  经过慎重考虑后,张平揭下昃97的敦煌遗书四块补丁后,没有再放回原位。而是做好位置、大小等各种信息记录,将它们保存到另一个纸袋中。这样的做法,源自古籍修复组最终决定采用的灵活处理方式。

  在漫长的修复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最少干预”才是对古籍的最好保护。也就是说:修复的技术越简单、易操作,运用的修补材料越原始,修复的手法越精细,对古籍的损害也就越小。但这仍旧停止不了对修复工艺的苛求。比如修复时必用的浆糊:到底是冲制的浆糊黏度高,还是熬制的浆糊质量好?张平就对这个一般人不会在意的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古籍修复使用浆糊的制作方法上,始终存在着两种方法。为了搞清哪种方法制作出来的浆糊质量更好一些,黏度值更高一些,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委托北京市化学工业研究院做了这方面的测试。测试结果显示,熬制法熬制出来的浆糊黏度值要远远高于用冲制法制出的浆糊。”

  如今,专家们在修复古籍时,都是根据不同纸质特点,用自己调制的浆糊进行修补,其中微妙的差别也许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这也就是为什么传统修复技术,总是由师傅带徒弟,口耳相传的原因之一。有些诀窍不但根本无法用文字来表述,甚至也不能言传,只能靠人的悟性来充分领会。

  一纸乾坤,几朝兴衰。从2003年起,一向对纸张感兴趣的杜伟生,开始对“敦煌遗书”的用纸情况进行研究。从中他不但确认了部分敦煌用纸的类别,而且还获得了更有趣的发现。比如许多敦煌写经中,文字的排列都遵循着统一而规范的抄写格式,“这样的好处就是,如果这段经坏了,我可以用另一段经的这个地方把它补起来。‘敦煌遗书’里一个经卷里边有三种纸,薄的、厚的,颜色也不一样,但是经文是对的。我想当时也可能就是留着为以后补残经用的。”

  对于古籍修复者来说,这种发现的快乐,足以抵消数十年如一日的枯燥生活。然而,若非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又怎能寻找到这种乐趣?也许正是因为这是一份沉静、寂寞,甚至不那么简单的工作,现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古籍修复者不足百人。可是,在全国各公共图书馆中,却收藏着约一千万册亟待修复的珍贵古籍。

  人才缺口与繁重任务的强烈反差,提醒决策层急需正视古籍修复行业所面临的困境。好在一项由文化部发起的,旨在抢救濒危古籍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已经启动。在这项计划的第一个十年规划中,将完成对全国公共图书馆的古籍普查,修复一批破损严重的珍贵文献,分层次培养国家急需的古籍修复人才,建设国家级文献修复保护中心。这千年一遇的文化盛举,必将使传统技艺,在未来展现出夺目的光彩!

  (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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