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鲍勃·迪伦来中国了。

　　那个早已罢唱《答案在风中飘扬》的摇滚老男人，任由“XX在风中飘扬”的句式为千万“文青”复制。但，对我们来说，他的摇滚也仅此而已。毕竟他属于美国，属于1960年代的叛逆文化。

　　在这个春天来临前的12月，盲人歌手周云蓬带来的《春天责备》，似乎更打动人心。在他的世界里，“春天/责备上路的人/所有的芙蓉花儿和紫云英/雪白的马齿咀嚼青草/星星在黑暗中咀嚼亡魂。”这个在黑暗中坚持用心感受，用真诚和命运对话的人，启发我开出一春的责备。

　　辛卯年春天的责备，关于爱，关于历史，关于健忘，也关于那些长大或长不大的人。

　　《将爱情进行到底》唏嘘着10年来红尘男女的所谓爱，可依旧唤不醒流年，打不开爱的天窗。安妮宝贝学着办了一本《大方》杂志，自己写了一篇《一块屏风。一只碗。一本书。》，却已无法让我兴致勃勃。停留在《八月未央》的安妮宝贝忘了，春天还是那个春天，少年却已长大成人。

　　感谢周云蓬，虽然他不能给我们带来面包、牛奶、房子和汽车，但是，他承载着我们漫游的思绪，承载着我们渴望流浪的灵魂。记得林宥嘉翻唱《你是我的眼》，“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从某种程度上说，周云蓬就是我们的眼，他把黑暗的日子拧啊拧，拧出《中国孩子》、《春天责备》，记录了一些流逝的、不可命名的日子和人。

　　的确，有些人一生都在暗夜里用文字微笑，为岁月作证，比如鲁迅。四月的春天，周海婴的去世让我们再一次回忆起鲁迅。那个以文字为刀枪的绍兴师爷，将如何看待荒唐的“抢盐风波”和冷漠的药家鑫呢。

　　艾青在诗歌《春》中写道：“春天了/龙华的桃花开了……点缀得江南处处是春了”我把艾青对“左联五烈士”的纪念，看成自己不成器的罪证。

　　犹记得100多年前的4月，当时的80后帅小伙林觉民写下《与妻书》，“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於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书中林觉民呼唤爱妻名字49次，三天后，黄花岗起义爆发。几个月后，辛亥革命结束了千年帝制。

　　前贤的奋发注定责备我们的怯懦，不争气的我们选择在KTV吼叫《春天里》。

　　没能等到2011年春天的史铁生曾说：“春天是树尖上的一声呼喊。”为这，我们应该招致更严重的责备。肯尼迪曾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应该问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在北京晚来的春天里，我所尊重的一位大学教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从前是国家对不起知识分子，现在，则是知识分子对不起国家。”

　　借着周云蓬的眼睛，我看见春风中的责备。以春天的名义，我愿接受这一春的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