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摄影记者拍到的米苏拉塔街头交战的场景

　　他们在战场上天天与死亡打交道，离开后仍然精神恍惚

　　本报记者/穆东

　　本报实习记者/周强

　　近日，美国杂志《名利场》摄影记者、曾获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导演蒂姆·海瑟林顿在战事僵持的利比亚城市米苏拉塔遭迫击炮击中而丧命。另一名美国摄影师克里斯·洪德罗斯也因伤重死亡。此外还有2名西方摄影记者在当地遭袭击重伤。

　　两人身亡后，相机中摄入的战地照片随即在新闻网站“曝光”，展示了利比亚战事的胶着与激烈。他们用生命实践了战地摄影大师卡帕的经典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其实除了利比亚战场外，在伊拉克、阿富汗等战场，很多记者都曾面临死亡、伤废和被俘的险境。

　　集体行动闯火线

　　据报道，这4名记者是在米苏拉塔市的“的黎波里”街遭迫击炮击中的。的黎波里街是卡扎菲军队与反政府武装在米苏拉塔市内僵持作战的一条主要大街。德国摄影记者马塞尔在米苏拉塔待了8天，深刻地体会到了战地记者的危险生活，以及那种随时面临死亡的感觉。

　　在米苏拉塔约有10名战地摄影记者。出于安全考虑，他们一般都采取集体行动。在的黎波里街道上，忠于卡扎菲的政府军躲在街道一边的房屋内，反政府军士兵在另一边的房子里。炮弹残片和爆炸引起的碎片在街上四处飞散，子弹更是随时呼啸而过。摄影记者为了捕捉完美的画面经常冒险穿越火线。

　　记者们成群行动虽然有利，但也有一个严重的弊病。一群记者中，总有人愿意走得更远，而其他人也会跟着一起走，因为没有人愿意落后或显露出恐惧。在米苏拉塔，没有明确的停火线，死亡随时会降临。

　　在米苏拉塔工作的8天，马塞尔先后有4次面临生死关头，其中有两次让他至今心有余悸。卡扎菲的部队轰炸当地新闻中心后，记者们搬到了医院，在医院里记者们感到安全。那里的人们开玩笑时喜欢反复模仿炮弹声，模仿完大家都笑，不过模仿几次后，炮弹真的来了。就在马塞尔离开院子去放摄影设备的瞬间，和记者们开玩笑的孩子们转眼都被炮弹击中。马塞尔因为恰巧没有在院子里而逃过了一场劫难。还有一次，记者们在去港口的路上，引爆的炮弹碎片落在面前10米左右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驱使记者们冒这么大的危险，为几张引人注目的照片是否值得？马塞尔说，作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能向身处利比亚以外的人们展示利比亚在发生着什么，利比亚人在遭受什么样的苦难，这让他们感觉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

　　吃不饱被绑架是常事

　　《纽约时报》战地记者克里斯·赫奇斯在《战争是一种力量，给了我们意义》一书中写过一段话：“我在中美洲荒无人烟的马路上遭过埋伏，在伊拉克南部‘吃’过子弹，在苏丹被抓起来过，被沙特的军官打过，被利比亚和伊朗驱逐过，被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关过一个礼拜，在波斯尼亚被机枪扫过……”这段自白就是战地记者最真实的写照。

　　相比利比亚战场，伊拉克成为二战以后最大的“记者死亡谷”。去过伊拉克的记者很少有吃饱的感觉。一位沙特阿拉伯的记者曾在日记中写道：伊拉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跟踪战场动态，熬到深夜，就是希望能吃上顿饱饭，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不少随战记者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住宿也是战地记者的一大考验。对于大多数战地记者来说，住宿条件不外乎两种，帐篷和旅店。几个报道过阿富汗战争的法国记者介绍，他们当时合住一个大帐篷，由于阿富汗昼夜温差很大，帐篷内白天的温度还勉强可以忍受，但一到晚上就像冰窖一样，无奈他们只能把鞋脱掉，钻进睡袋裹紧自己，仅露出鼻子呼吸。

　　威胁着战地记者生命的还有绑架事件。法新社记者遭绑架、西班牙记者被绑走，这样的新闻屡次充斥报端。2006年1月7日，美国卡洛尔在巴格达的一个逊尼派聚居区遭到绑架，她随行的伊拉克翻译惨遭杀害。此后近3个月里，她一直被囚禁在一个窄小的隔音房间内，还被要求穿着穆斯林服饰出现在镜头前，向美国政府求救。获救后，回到美国的她心有余悸地表示：“我终于觉得自己又重新活了过来……”

　　精神恍惚持续数年

　　但是，战地记者也是正常人，他们也惧怕死亡。美国有线新闻网的王牌国际记者克丽斯汀娜·阿曼波尔一次被访谈节目的主持人问到是否害怕过时，毫不避讳地回答，“当然，肯定怕过。我们都是正常而普通的人，只不过我们被自己的意志驱使，进入了一个最不寻常、最具考验、最艰难的环境中。于是，我们学会了如何身处险境的方式。”

　　比身体伤痛更难以弥补的是心理创伤。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安妮·斯考特·泰森在伊战随军过程中，频频看见尸体，听见让人汗毛直竖的枪炮声和震耳欲聋的直升机声，还屡次面临生命威胁。她和两位后来被杀的记者同分在一个帐篷里，还和包括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大卫·布鲁姆的遗体在内的几个尸袋同乘一架直升机飞离战区。工作结束回家后，泰森一度精神恍惚，动不动就掩面痛哭，甚至不敢再听飞机的轰鸣声和有关军队的词汇。

　　NBC记者理查德·安吉尔永远忘不了在伊拉克工作时经历的种种。安吉尔在一线坚持报道了3年半，他说:“那里的一切是那么恐怖。我曾经看到上百具尸体。”所以当他离开伊拉克前往埃及结婚生子的时候，只能靠每天疯狂地打沙袋来忘记心灵深处的痛楚。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安东尼·费恩斯坦曾做过一项研究，发现战地记者比那些从未经历过战争的人受心理创伤的可能性高3倍多。4个战地记者中至少有一个接受过战后心理诊治，比例比上过战场的老兵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