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小马克思”的热血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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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后，多位一大亲历者忆及当年，都会提到一个年轻活跃的小个子———刘仁静。
他被称为“小马克思”，凭借胸中的马列理论，为自己的主张引经据典，力主无产阶级专政写入中共党纲。
聪慧
小时当“枪手”大学成“三杰”
刘仁静聪慧，从小就表现出来。
1902年出生时，其祖父经营的小杂货店因经营无方歇业。父亲刘世芳，考中秀才后在家开起私塾，教书为生。刘仁静3岁开始读《四书》、《五经》，成为私塾里最小最特殊的弟子，并被父亲寄予科举高中、光大门楣的厚望。
湖北应城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朱华臣介绍，10岁时，刘仁静曾应邀充当枪手，替人考试，被代替者顺利入学。
不久，科举制度废除，私塾停办后，刘仁静插班进了县立高小。1914年，高小毕业，就读武昌博文书院。在这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里，刘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
16岁那年，刘仁静考入北大物理系。本想当个中学物理老师，因受新思潮影响，后转入哲学系，后入英文系，刘博览马列群书，得到陈独秀、李大钊器重。
事实上，此时的刘仁静已是才子，与张国焘、邓中夏并称“北大三杰”。“从小孤僻，口才不好，不擅于鼓动”的他，此时主动报名参加北大讲演团，培养辩才。而早在中华大学附中时，大学部学长恽代英就认为，刘虽“容貌甚黄瘦”，但谈吐不凡。
血性
参加“五四”欲剖腹换觉醒
接触新思潮的刘仁静，年少气盛，常坚持己见，露出好强的一面。
应城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吴树森介绍，在中华大学附中，刘仁静便开始接触各种思潮，阅读《新青年》等刊物。受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他开始反对尊孔、赞成妇女解放。
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天安门集会，学生领袖罗家伦正在发表“五四宣言”演讲。刘仁静怀揣尖刀悄悄挤进了会场，只见他拔刀猛地刺向腹部，被身边同学夺下，“当时父亲试图效仿谭嗣同以热血唤起民众觉醒。”儿子刘威立这样解释父亲的举动。
刘仁静随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曹宅大门紧闭，无法入内。刘站到同学肩上，翻入曹宅，打开大门。学生们冲入宅内，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
“父亲后来讲，爬窗户时手被玻璃割了，伤得不重。”刘威立回忆，父亲当时个子小，以至于前来抓捕的军警都没有注意到他，也没有抓他。
刘仁静在此后的历次行动中，都冲在前面。
1919年6月3日，为反对北洋政府卖国，北京各校数百名学生上街游行。北洋政府出动军警抓走178名学生。被激怒的刘仁静，不顾成群军警，坚持上街，被捕入狱。
“那位书呆子刘仁静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张国焘事后如此回忆。
一个月后，在拒绝北洋政府更换北大校长的斗争中，刘仁静更是不惧坐牢。
当年，北洋政府为分化教育界，欲解除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委派胡仁源接任。为挺蔡拒胡，刘仁静再次参加运动。
7月17日，数十名被政府收买的北大学生秘密集会，商量推翻北大学生干事会及迎接胡仁源上任的办法。刘获知后，率200余人到场，扣下秘密集会的5人，并令其写下悔过书。
5人被放回后，到警厅状告刘仁静充当“敢死队”非法押送。刘仁静和其他参与押送的同学一起到警厅投案。行前，刘仁静写下告别书，希望其他同学“各尽所能，勿令我神圣之大学神圣之教育界陷入黑暗势力圈内”。
儿子刘威立曾评价说：由于一时找不到其他斗争方式，而依旧选择坐牢抗议来表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热诚，以不妥协的姿态应对刑讯招致“受虐最甚”。入监后的刘仁静，在“腥秽四塞、湿热蒸腾”的狱中，虽“一日未得一食”，仍拒绝取保。
就是这种斗志，赢得李大钊的夸奖：“小小年纪肯奋斗”。
求知
熟读马列著作主张建党
从北大物理系转到哲学系再到英文系，社会上什么热，刘仁静就读什么。
凭着极好的英语基础，刘仁静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十多种马列经典著作英译本。
刘仁静还加入了李大钊发起筹建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因大量阅读了英译本的马列著作，能够大段大段背诵马列著作原文，入迷时张口就是“马克思说……”
有一次，在研究会组织的演讲报告上，刘仁静不顾低年级学生身份，大胆登台宣读马克思的学说和自己的学习体会，举座皆惊，众人为他的理论功底所折服，称他为“小马克思”。
刘仁静后来说，这是无意义的玩笑，不值得一提。但当时他被视为理论家，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朋友的引荐下，刘仁静认识了胡适。一个是参加社会活动热情高涨的学生，一个是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教授，刘仁静虽多次拜访胡适，但两人多话不投机。此后，刘仍登门欲与胡适辩论，都被拒绝，胡还扔下一句“密斯特刘，你有野心”。
在马列著作的刺激下，刘仁静确实有了“野心”，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不谋而合，认为当时必须酝酿建党，而不是仅仅研究马列主义。
“那位书呆子刘仁静……现在却在埋头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见着我便表示：笼统的学生运动已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共产党。”张国焘回忆说。
随后，陈独秀发出号召立即建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由上海党小组的临时负责人写信通知各地派代表参加。信寄到北京已是1921年夏天，刘仁静正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补习英文。信中称，北京选派2名代表赴上海参加建党会议。
刘仁静回忆，当时大家一致推选张国焘当代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提出邓中夏和罗章龙，他们都以工作忙为由辞谢，“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
刘威立认为，张国焘擅长工运，父亲理论方面强一些。因此，两人代表北京党小组出席“一大”，十分自然。
秉性
“书呆子”少年舌战理论家
辩才和理论水平，让刘仁静在一大上“光彩照人”。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刘仁静表现得十分活跃，还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与被誉为“马克思主义播火者”的理论家李汉俊就党纲与政策问题争辩了起来。
李汉俊主张先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革命成果，等待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后，再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刘仁静则针锋相对，主张以武装暴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以任何形式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刘仁静后来说。
两个湖北老乡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且是整段整段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还背下《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章节，让在场的其他人瞠目结舌。
刘仁静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多数代表的赞成和支持。通过投票表决，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中确定，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刘仁静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表现，则更传奇。
1922年，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时，年仅20岁、血气方刚的刘仁静便承担起了中国代表团大会发言任务，被刊登在当年11月24日《真理报》的第三版上。刘仁静发言后，托洛茨基单独接见了他，他也引起了列宁的关注。
如此殊荣，当时几无人能及。然而，雄辩也给人留下不切实际的印象。为此，恽代英曾多次劝刘“惜气不重，又太自信，好争气多论辩，这有可能成为你将来之累，希望你与人为善。”“告养初（刘仁静号）力戒轻躁之习，求庄重和蔼，与朋友交而敬之。”一大结束时，毛泽东送别前曾嘱咐刘：“以后要多做实际工作。”
此后，刘仁静因在没有向党中央请示的情况下赶到土耳其小岛上看望被苏共开除的托洛茨基，回国后拒绝汇报探访详情被开除出党。
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向中央承认自己犯了思想错误，后被安排到北师大和人民出版社工作，晚年每与好友聊起五四，谈及欲剖腹唤起民众觉醒的举动时，依然有些激动。“只要回到当年岁月，他就有精神。”刘威立说。
1987年8月5日5时许，北京新街口外大街。一名85岁老人手拿长剑要去晨练，老伴重复着日复一日的那句叮嘱：“过马路的时候要小心点”。老人应了一声，出门上了人行道。穿越马路刚到黄色隔离线时，老人被一辆22路公交车撞倒，头上血流不止，长剑甩到数米外。当天，医院传来老人去世的消息。
公交司机后来才知道，自己撞的是“一大”最年轻的党代表。
感谢：应城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吴树森、朱华臣、董建军、张红权及刘仁静之子刘威立先生受访并提供大量资料。
【人物志】
刘仁静
生于1902年，卒于1987年，又名刘养初、刘亦宇，湖北应城人。参加过五四运动，1919年加入李大钊发起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党小组，遂成为党员。19岁时参加党的一大，是当时最小的党代表。
年轻时，他满腹马列理论，意气风发。参加党的一大，依靠雄辩之才，力主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纲。
寻访录
刘家老宅上建了学校
湖北应城昔日的泥泞小道，如今已是水泥路。曾在应城市区的刘仁静老宅，早已不在，原址建起了一所学校（如图）。刘仁静在老家还有远房亲戚，但因加入“托派”，亲戚们害怕受到牵连，多无来往。刘仁静儿子刘威立告知，应城确有一些亲人，但多年没有来往。
追思记
众研究者登门 老人晚年愉快
刘仁静遇车祸去世后，儿子刘威立开始阅读他的日记。在父亲的日记里，刘威立说他突然意识到了父亲的晚年境况。
刘仁静晚年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在日记里，他说自己晚年常常有话无处可说。
看过这些日记后，刘威立在其写的《刘仁静》一书里说，青年时代的他，一直远离父亲，并不了解这个被他称为父亲的男人，并一直试图与他划清界限。而在父亲的日记里，老人写到与儿子的分歧和争执，只淡淡一笔。
在刘仁静晚年的日记里，刘威立还看到这样一个词：欲辩已忘言。刘威立说，父亲晚年看起来整天伏案握笔，实际上只是记些流水账，给人以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感觉。“我们在家里曾以开玩笑的口吻这么说过他；他在家里确实很随和，偶尔怄气也不过是一个老小孩。”
包惠僧去世后，刘仁静是惟一的“一大”代表，拜访者越来越多，虽有点应接不暇，不过内心却是比较愉快的。
刘威立说，不断有人登门，老人就会有些精神。
纪念馆
夫妇合影
刘仁静去世后，刘威立曾捐赠过父亲的日记、手稿等遗物，交给一大纪念馆保存。其中，有一张照片是其父亲与母亲陆慎之的合影。陆慎之是医学院学生，陪伴刘仁静度过一生。
党史记
工农运动助力北伐
伴随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9日从广州挥师北伐，以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
中共领导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锋进兵湖南，拉开了国共合作北伐的序幕。
接下来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在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的配合和苏联的援助下，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南京，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至翌年3月，共歼敌数十万，打下半壁江山，北洋军阀的统治面临崩溃。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也空前高涨。在湘鄂赣等地广大农村，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
毛泽东1927年初经过数十天调查写就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形：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被打得个落花流水，“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
“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小劣绅央求：‘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农民不屑一顾：‘嘻！谁要你的臭钱！’”
而在城市，中共发动工人组织武装纠察队，并在上海发动工人进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成立了临时市政府，开创了在大城市建立革命政权的先河。
然而，这并未能扼制革命阵营的危机。随着北伐的胜利，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声望大增、实力膨胀，他的反共立场日渐显露。
就在北伐胜利后的第二个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3个月后，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栏目主持：全昌连
□本报记者褚朝新 实习生 赵月若雪 湖北应城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