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宪

　　最近，蒙古将本国最大国有煤矿10%的股票，共计15亿股，无偿发放给每一位公民，平均每人536股。细想起来，除了操作方式有点稀罕外，就共有共享的意图而言，有着普遍意义。

　　实现民生民富，政府首先要建立共有共享的理念，并以包括社会分红在内的各种方式实现共有共享。当然，社会分红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新加坡的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又如，香港特区日前向全港每位18岁或18岁以上的永久居民派发6000港元现金。

　　早在1938年，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 （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提出：“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我国现有的国有企业就是米德所谓的社会化企业的一种。米德的社会分红，是指每个公民没有任何其他条件，仅根据其年龄和家庭状况，就可以获得免税的社会红利。设立社会红利，能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基本的、无条件的收入来促进平等。同时，提供一部分不受劳动市场变化的影响的收入，来减小个人风险。

　　一般地说，解决和保证公民民生民富的来源，是四个部分的收入：劳动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于绝大部分公民来说，劳动性收入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然而，一方面，由于宏观经济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就业或收入增长；另一方面，不同时期存在的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将抵消一部分他们的名义收入增长，进而使实际收入增长相对有限，低收入者甚至可能为负增长。米德提出社会分红，即通过转移性收入，增加“不受劳动市场变化的影响的收入，来减小个人风险”，对于广大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就显得特别必要。

　　对于那部分创业者或自谋职业的劳动者来说，经营性收入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尽管这个群体最需要的，是公平、公正和透明的竞争环境，但获得类似全民分股的社会分红，是他们的公民权利。而且，实际情况表明，获取经营性收入的阶层并不等同于高收入阶层，他们中确有高收入者，但也有相当部分属于中低收入者。

　　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是财产性收入日益成为公民的重要收入来源。然而，对于转型经济的国家来说，在社会财产的总量中，国有财产（亦为国有资产）占绝大部分，公民个人财产只占其中一小部分。尽管国有财产本质上为全民所有，具体地说，每位公民都拥有国有财产的所有权和收益权，但是，由于国有财产并不直接表现为每位公民所有，而是具体表现为各级政府及其相关机构所有，因此，提高公民的财产性收入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根据共有共享的理念，以及相关的经验教训，国有财产以分股的形式转变为公民个人股权后，可以设置较长的禁售期，甚至永久禁售，使之成为公民稳定的财产性收入来源。

　　在现阶段，共有共享的理念和社会分红的方式，都是为了解决和理顺国富和民富的关系，并且在存量和流量结合的基础上解决和理顺这一关系。无论理论的逻辑，还是现实的展开，都不可能得出先国富再民富的关系。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同步推进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过程。

　　如果说新加坡和香港的做法仅涉及到流量（增量），那么，蒙古的做法就涉及到了存量。现实的情形可能是，蒙古的财政收支状况不及新加坡和香港，没有流量可分，只能动煤矿这个存量的脑筋。然而，如上所述，这其间的改革和发展意义是重大的、深远的。就像很多国家的改革主要是从增量起步，但最终要动存量一样，最终解决共有共享、民生民富，也一定要触及存量。唯其如此，以共有共享促民生民富才是可能的。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