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秀立

　　五年前，我接手了一个抢夺案件。犯罪嫌疑人王远山原籍甘肃，起诉意见书认定:他伙同老乡在我们市立医院的楼道上，先由其中一人丢下装有废纸的袜子。另一人捡起后，拉住途经此处的被害人，谎称捡到钱要和被害人平分。此时扔袜子的人装作寻找失物返回，并让被害人掏出身上的钱查验。被害人掏钱让其查验时，他们乘其不备抢钱就跑。

　　王远山采用此种手法共作案四次，最后一次作案时，被害人当场识破报警。警方赶到时，王远山因脚脖子扭伤被当场抓获。作案时间从2006年1月份直到2006年11月份，共抢夺现金1.5万余元。王远山在侦查机关做过两份认罪供述后，马上翻供拒不认罪。

　　我提审王远山时，他仍辩解: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被抓获。我告诉他，根据现有证据，他坚持这个态度，将会受到法律严惩。他双手一伸，“我没做就是没做，你要起诉随便好了，反正我不会认罪的。”此后，无论我怎么讲法律讲政策，他总一脸漠然。他只是说，侦查员打他了。我问他:哪个侦查员打他了?打他什么部位了?他又说记不得了。

　　按以往的惯例，有犯罪嫌疑人曾经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辨认笔录，又是现场抓获，即使嫌疑人翻供，只要排除了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只要嫌疑人无法对翻供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们仍应采纳以前的供述。但我心里却很不踏实。

　　我与侦查员联系，他们否认曾经刑讯逼供。此时我又注意到，被害人对王远山的辨认是在办案中队进行的，只有辨认笔录记载了这次辨认，却没有附录各被辨认人的照片。我联系办案人，他们说当时确实进行了辨认，但忘记了拍照。当时侦查员程序意识较差，虽然我们审查人不止一次强调，辨认笔录一定要附录被辨认人照片，但忘记附录的现象仍是屡屡出现。

　　这次由于王远山不认罪，我决定仔细询问参与辨认的各被害人。这一问吓了一跳，有两个被害人告诉我，“我是真认不得那个骗子了，但办案的民警那天把我叫到中队，让我看那些人，只有那小子带着手铐，脚是一拐一拐的，我想那一定是骗我的人了，要不人家警察怎么会单独铐住他。要是真的走在大街上，我是无论如何认不出那小子的。”我的心不禁“咯噔”了一下子，这样明显违反程序的辨认怎么能放到卷宗里呢?

　　我心里有了底儿，决定与王远山做一次长谈。提审室里，我开始与他聊他千里之外的家乡，聊他家乡的特产，还有他半年未能见面的妻儿，还有他在外谋生的艰辛，又谈到公安对他搞辨认的情况。开始他一言不发，到后来他激动起来，说在抓住他的当场，被害人对他又踢又打，侦查员当即给他戴上手铐，与一排随意叫来的人站成一排，让被害人辨认。

　　他哽咽着告诉我:起诉意见书上前两次抢夺作案时，他仍在河南安阳监狱服刑，原因也是以同样的手法在当地医院抢夺。对最后那两次，抢夺1500元现金一次和抢夺未遂那次，他供认不讳。

　　提审完毕，我让侦查员马上去河南安阳监狱查实王远山的前科情况。情况很快反馈回来，果然王远山2005年10月4日至2006年6月4日在河南安阳监狱服刑。发生在这期间的两次价值1.35万元的抢夺作案，根本不可能是王远山所为。我顺利地对王远山以抢夺1500元提起公诉，他当庭认罪。

　　知道王远山认了罪，承办此案的侦查员对此很惊奇，我只是对他们说:不合程序的辨认笔录差点让我办了一件错案。

　　(作者系山东省临清市检察院干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