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廉江一位高三女生在微博上发帖为父喊冤，称其父何耘韬因执行上级决定却被追究刑责。原来，2005年，时任廉江国土局副局长的何耘韬因执行上级指令，在开发商未足额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就签发了土地证。今年4月15日，何耘韬被法院一审判处玩忽职守罪。何耘韬在庭审时认为这完全是政府行为，自己只是在执行一个违法的决定。

　　作为“躺在人民币上办公”的国土部门干部，在签字时务必要相当谨慎。而何耘韬作为国土局副局长，在明知上级指令违法的情况下，却仍违法签证，这显然属于“玩忽职守”行为。虽然，何耘韬说他曾多次拒绝为开发商办证，并也曾对上级的违法决定说“不”，但他最终没有“死守原则”，屈从于权力意志。就此而言，何耘韬被追究刑责，实乃咎由自取，没什么冤屈可言。

　　那么，何耘韬父女所说的“冤”在何处呢？其“冤情”正源于执法部门的“选择性执法”。这种“选择性执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地司法部门只追究执行者的刑事责任，而不追究做出明显违法决定的决策者或领导。二是与何耘韬一同被论罪的，还有廉江市国土局股长罗煊光，但因其主动认罪而免于刑事处罚，而何耘韬则因拒绝认罪被判半年。认罪就放人，否则就刑责伺候，司法机关的随意由此可见一斑。

　　很显然，司法机关的“选择性执法”，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原则。说到底，何耘韬案中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属于“共犯”，而何耘韬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胁从犯”罢了。如果说，执行违法的上级指令就可以定玩忽职守罪，那么，靠强力推动以及做出这个违法指令的决策者，则不仅也可以定同样的罪名，而且还有滥用权力之嫌。甚至于，从当地政府急于讨好开发商的姿态来看，也不排除相关领导存在利益交换的嫌疑。

　　何耘韬案中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廉江市政府和湛江市国土局先后发公函，前者建议法院“从轻处理”，后者则希望检察院撤诉。但令人惊奇的是，上级权力意志在这里起不了任何“作用”，法院依然对何作出了有罪判决。不过，我并未从中品出“司法独立”，上级机关的“双重保驾”与法院的判决，反倒让人产生“双簧戏”的猜想。总之，何耘韬案的整个过程，让人看不到多少“法治”的影子，反倒是“人治”的魅影穿梭其中。

　　何耘韬案无疑是当下官场生存法则的一个典型样本——面对违法的上级命令，负责执行的公务员往往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进，则可能构成违法甚至犯罪；退，则可能受到行政机关内部的某种或明或暗的打压。上级错，你必须跟着错，而且要随时做好当“替罪羊”的准备。否则，不服从领导指挥而受到的损失，远比领导错误决策带来的损失要大得多。正如该市的老干部所说：“办了慢慢死，不办马上死！”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为了保住乌纱帽，很多人不得不违心甚至违法的执行领导的命令。这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权力系统中的大多数者的生存法则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因为，我们的干部任免，是上级说了算，并且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善可行的程序，让公务员有申诉的机会。

　　无疑，何耘韬案折射出了革除官场积弊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不仅关乎社会公平正义，更为重要的是，领导的错误决策一旦被彻底执行，往往祸害无穷，最终损害的是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其所带来的损失，往往要么由纳税人买单，要么算在“临时工”头上，而决策者往往逍遥法外。

　　鉴于此，有学者建议对《公务员法》进行修改，重新考虑公务员的权责配置，一是对做出违法指令的上级领导，也应追究其责任，二是赋予低层级公务员抵抗上级错误决定或命令的权力。这些建议固然不错，但不是根本之策。说到底，低层级公务员之所以不敢对上级的错误决定说“不”，关键在于公务员的仕途命运掌握在上级领导手里。因此，如果不纠偏这种“对上负责”的权力运行机制，即便前面的建议得以实现，恐怕也难以化解目前公务员所面临的双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