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院长李卫平

　　对于年轻医务人员的苦恼与无奈，我感同身受，内心焦急，因为自己也曾走过青年时代。身为上海一家特大型综合性医院的院长，我也许比年轻人更能看清现实，有着更多对“束缚”的感受。但无论如何，为了发展医疗事业、造福人群，我们这些人都应该尽最大努力，在现实的束缚中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医院管理者和“青椒”们，都应该学会与“束缚”共舞，争取有所突破、迎来改变。

　　身在上海的大医院，尤其是大学附属教学医院，我们面对的现实问题很多。分析现在大医院的病人、病种结构，会发现1/3以上是常见病、多发病及其患者，按照各级医院理论上的定位，这些病人本应该去一级和二级医院，可他们都挤到了三级医院。年轻医生们因此必须花大量时间和精力为他们服务，正如此前有一位青年医生在“倾听‘青椒’”栏目中所言，工作非常忙碌，很累。

　　大学附属医院必须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这就要求“青椒”们付出更多，他们会更累。

　　与此同时，这些年外界对医院和医生的要求出现了“过度”的问题。所谓过度，就是过度追求科研指标、过度追逐学历教育；在其背后，其实是考核体系的缺失。在医学领域，临床医疗最难考核：什么样的临床医生才是好医生？是以手术时间长短来评判，还是以疾病治疗的难度来评价？临床治疗往往需要一个团队整体付出，谁能够判断哪位医生的功劳更大？一连串的问号，意味着难考核、难评判，而长久以来又无人踏实认真地去“攻坚克难”，结果临床医疗始终没有一个合理可行的考核评判体系。于是评价临床医生，也就“舍难求易”，改成了看发表论文的篇数，或者SCI的分数。

　　整天忙碌不堪，又要写够篇数，不少年轻医生写论文和申请课题，便追求“短、平、快”，顾不上质量，尤其对长远课题、内在机制思考较少；课题完成了、论文发表了，但很难对临床医疗起到引领、提升的作用。过度追求科研指标，又导致了年轻医生晋升难，特别是注重临床的医生不能成为“专家”，而有了“专家”资格的部分高学历医生，却因临床技能存在缺陷，为今后的医疗安全埋下隐患。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临床医学似乎走入了“死胡同”。我明显感到，在医院里，年轻人中一种“不思进取”的风气正悄然抬头。晋升不上去的年轻人，有的开始混日子，有的将视线转向利益……这让我们这些管理者忧心忡忡。仁济医院过往的医学大家黄铭新、兰锡纯、江绍基等，他们中部分人并没有博士学位，亦未申请过高层次的科研课题，但帮无数病人摆脱了疾病的痛苦，教育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医生，为一些医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今天相比，他们时代的价值导向有明显区别：各种政策等等都在引导年轻的医学人成为临床医学大师。

　　今天，医院需要临床医学大师，病人们更渴望大师。

　　面对这样的命题，医院管理者到底该做些什么？这是我以及我们医院领导班子最近一直在思考并讨论的问题。

　　我们很难突破现行的政策，但仁济医院希望在现实的被动中，为年轻人争取一些主动空间，打开一些局面。

　　首先该做的，是在现行的晋升制度中增加一点医院自己的东西。比如说，医院是不是可以对自己“专家”的资质展开独立的评价，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什么样的医生能看病？什么样的医生能看专家门诊？在医院内部，其实是有共识的。在自己的专家评价体系中，我们很可能会摒弃学位要求之类，不一定要求博士学位，也不一定要求作为第一负责人做过局级课题。年轻医生不应该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攻读学位上，只要能解决临床问题，就是好医生。在此同时，在医院内部，我们将尽可能地分清研究员、教授、主任医师的职责。这三个头衔，都是高级职称，但不能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分别对应的是研究、教学和临床医疗。现在我们的评价体系将之混为一谈了，但清晰定位迟早会来的。在上海新医改文件中，已经提及临床医生的职称系列应与教学和科研领域的职称考评体系形成差异。尽管目前标准尚未细化，但至少导向出现了转变。

　　医院有了自己的专家考评体系之后，我们会为潜心临床的年轻人创造条件，比如在绩效考核中给予倾斜，比如制定严格的手术准入制度，比如给予更大的医疗权限等等。目前我们正在考虑完善全院10个外科手术科室的准入门槛，哪些手术应该由怎样级别的医生来做，必须严格规定。这些规定，不看学位、不看论文，只看医生在临床摸爬滚打了多少年，拥有怎样的经验和技术水平。在我看来，没有10-15年扎实积累，临床医生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临床专家的。

　　接下来，就该啃硬骨头了。临床考评的问题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国外有偏重临床的MD（医学博士）和偏重科研的PHD（学术研究型博士），两者从医学院的学习阶段就开始“分流”了，并且在医生的终身培养体系中一以贯之。他们并不需要专为临床医疗制定考评制度，因此我们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

　　但我们应该有所作为，也许自下往上是一条可行之路。在可能的情况下，仁济医院应该主动制订一套适合临床医疗的医生评价体系。在这套评价体系中，不只讲数量，而是综合考虑。以外科医生为例，其手术能力，对手术适应症、禁忌症的掌握和判断能力包括并发症概率、二次手术的几率，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医疗差错的发生原因等等，都要记录在册作为评价依据。我们要探索并逐步完善这套评价体系，希望能给大学、给政府部门一定借鉴；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大医院参与类似体系的制订，完整、科学地反映医生的业务水平、服务水平等。

　　也许这是一件容易得罪人的事情，但身为管理者，应该给年轻人以引导，为他们创造成长空间，帮他们立志做为病人服务的医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