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汉：工运“纵火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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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森，李启汉的另一个名字。这是妹夫邓中夏为他起的化名。
那是1924年10月13日，李启汉刚从狱中出来，两年零四个月的监狱生活，让他形容枯槁，发蓬如草。邓中夏感叹道，“坐牢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启汉同志为第一人。”
此后，邓中夏建议他改名。他说，“你从狱中出来，头发长得像森林一样，不如改名李森，同时也表示我们工人阶级像森林一样，无限众多和无限生长。”
李启汉入党后，一直从事工人运动，想通过改名，让身份更隐蔽，让生命更安全。
但他不知道，自从入党后，他就被上海工部局等严密监视。工部局的《警务处日报》这样描述李启汉的身份，“煽动分子”、“工运领袖”、“著名之中国布尔什维克”、“陈独秀的跟随者”。
他被捕接受审讯时，外国陪审官曾说，“被告生平唯一的职务似乎就是到处制造纠纷。”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3天后，李启汉在全国总工会宿舍内被捕。短暂审讯后，他被秘密枪决，投尸大海，时年29岁。
打入青帮
上海卢湾区南昌路——曾经的法租界霞飞路，100弄6号是幢两层石库门楼房。门口挂着牌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旧址”。
李启汉1920年到上海后，就住在二楼亭子间。他个子瘦小、面容白皙，发言时口齿伶俐，很能抓住问题重心。
“一大”代表包惠僧对他印象很好，在他回忆中说，“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我的年龄比大他四五岁，他常用上海人的语调叫我‘阿哥’。”
这是李启汉的天分。他走南闯北，练就一口南腔北调。
他是湖南人，1920年跟随毛泽东，闹学联来到北京，要求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由此结识邓中夏。不到半年时间，他就会用带着湖南土腔的北京话跟人聊天。
邓中夏跟他讲述了很多马克思的理论。随后，在邓的建议下，李启汉来到上海。
1920年，李启汉入党，开始着手建立工人补习学校，但学校常遭到帮会破坏。
上海的各工厂、工场中，都有地方性帮会。因为工人怕被敲诈，总想找保护伞，所以他们不归杨即归墨。
其中势力大的要算青红帮，每个角落都有他们的组织。尤其是青帮，是上海的地头蛇，无论是公司企业，还是里弄摊点，没有青帮的关系，那就一事无成。
“一大”后，上海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工运，但如何处理帮会关系，成为棘手难题。
包惠僧回忆中说，劳动组合书记部曾想派人分途打入青红帮，“但我们的同志都是学生出身，如果要上台讲话作报告，写文章搞宣传，倒有的是人，如果要到青帮去拜老头子，到红帮里去做小兄弟，那真是没有那个耐心，而且也不容易找到这个门路。”
李启汉找到了门路。
他在车袋角工人补习学校，认识一女工，同她处得很好。她是青帮的，由她引荐，李启汉顺利加入青帮。
入帮后，李启汉的活动范围从小沙渡的纺织厂，发展到杨树浦的各个纱厂，甚至发展到浦东的灯罩厂，他到处都得到同帮人的照顾。
1921年，上海党小组筹备“五一”纪念活动。李启汉担当发起人。活动前一天，巡捕突然包围筹备处。李启汉躲避不及。但他用流利的上海话同一名与会代表聊家常，又装作毫不在意地答复巡捕的询问，然后趁其不备，寻机溜走。在场的包惠僧，为他圆通机警，深为折服。
五一那天，有万余工人，分赴两地，参加集会，会上工人发言踊跃，最后在“劳动万岁”的口号中，集会顺利结束。
组织工运，四处“纵火”
1921年7月，上海英美烟厂发生罢工，起因是洋监工亨白尔见工人偷吸香烟，便拿木棒敲他们的头。加上平时被严酷剥削，烟厂8000余工人，如潮水般冲出厂门，罢工停产。
罢工后，工人们变得进退两难，不知如何继续，甚至有人提议，到神庙求签问卦，若得“上上签”，则继续，不得，便另觅出路。
此时，共产党正召开“一大”，闻讯后，派李启汉深入工人中，领导罢工。
李启汉有一种本事，他能将复杂的资本论，讲得通俗易懂。他告诉工人，他是来帮助他们讨债。他说，为什么你们日夜劳动，还吃不饱肚子；为什么资本家不干活，却越养越肥。那是因为，他们剥削了你们的血汗，欠了你们无数的债。
李启汉借机瓦解厂内的帮派，号召所有工人团结，要求厂商加工资、减工时，并且罢工期间工资照发。
工人们心里没底，担心要求太高，砸了自己饭碗。
李启汉安慰说，“我们罢工一天，每人只损失两三角工钱，烟厂资本家却要损失好几万，他拼不过我们。”
罢工持续20多天，烟厂损失百余万元，厂商最后妥协，基本答应工人要求。
半年后，李启汉再次施展身手。
因不满外国资本家剥削，香港3万海员罢工，致使食品、生活物品断绝，香港顿成“死港”。资方要求上海代理人桂阿茂，火速招工，送往香港。
1922年1月30日，李启汉等人赶往吴淞路桂阿茂住处，提出警告，“你如敢破坏香港海员罢工，便是工人的死敌。工人群众决不会宽恕你。”
随后，李启汉等以“有恐吓行为”而被捕。
桂阿茂加快招工，几日内招募了一千零四十名新工，准备即日赴港。
李启汉交付50元罚金后，保释出狱，立即赶往码头，劝阻工人，要求他们团结，“工人不能坏工人的事”，“罢工胜利了，工资增加了，大家都得好处”。
最后，一半海员留下，另一半登船赴港。
此后，李启汉又领导上海邮局罢工。他还编辑《劳动周刊》，用大白话、甚至上海话“猪头山”（“笨蛋”的意思）等乡俗俚语，来宣传马列，以点燃工人们内心中的无产阶级火种。
1922年6月1日，李启汉刚从广州开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回到上海，忽然有人来表示要买50份《劳动周刊》，还要谈工作。
当时在场的董锄平回忆说，下面响起敲门声，我们从窗口望去，看到来人，穿着长袍，一副流氓相。张国焘要李启汉下去接头，李启汉下去后，故意讲话的声音很大，表示情况不好。我和张国焘就翻墙从隔壁跑了。李启汉被抓去了。
不及而立，慨然就义
在狱中，李启汉度过两年零四个月。出狱后，他改名李森，旋即投入工作。
1925年，李森赴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广州行，成为他人生旅途的终点。
在会上，李森代表工人慷慨发言，“中国革命最主要的敌人只有一个——帝国主义。至于封建军阀，无论是奉系直系皖系以及其他，都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打倒军阀。”
当时他穿着一套短裤褂，胸前扣子没扣上，露着胸膛。
在场的包惠僧在回忆中说，会后很多人同我说，现在的工人真是进步了，像今天欢迎会上讲话的那个工人的发言是如何简单明了、生动感人啊！
李森在湖南岳云中学时是高材生，自从走出湖南后，他再也没穿过那套蓝袍黑马褂。包惠僧在回忆中说，当时知识分子到过香港广州的，几乎没有哪个不做一身洋服穿一穿。李森则很少穿洋服。
李森平时常穿一套三个口袋的蓝色工人服，脚上一双旧胶鞋。他在广州的全部家当是，一张席子、一顶蚊帐和一条旧裤子。
1925年6月，为支援上海五卅运动，中共发动省港大罢工。因为大批罢工工人离港返粤，李森负责安排他们的食宿等生活问题。
在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的支持下，他去查封烟馆、赌馆，并借用祠堂、会馆，作为工人的食堂、宿舍。他还为回乡的工人开欢送会，免费发放车票、船票。
至7月7日止，有超过20万名香港工人离港。他们到广州后，免费吃住，每餐三荤一素一汤。
工运中，广州随后设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下设干事局，为执行机构，李森任局长。
李森不只自己从事工运，还力劝家人投身革命。
省港罢工后，李森动员秀才出身的父亲，出任广西钦州公安局局长。由于英国屠杀广东工人，李森父亲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一切英国货物，施行海上封锁。
李森还将二妹夏明（原名李慧馨）嫁给好友邓中夏。
192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址武汉。邓中夏离粤。李森接替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罢工党团书记一职。
1927年4月15日，榨粉街李森家忽然被包围。李森听到很紧的打门声，立即翻墙跳到隔壁。但那户人家不让躲避，他只得再翻回自己家中。
门外警卫员和敌人搏斗。更多的敌人翻墙进屋。李森迅速穿上妻子的衣服，装作妇人。由于衣服领子低，李森的喉结露出破绽，他被抓走。
4月23日晚，李森被押往南石头刑场杀害。
6年后，李启汉的妹夫邓中夏，亦被国民党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妹妹夏明在回忆中说，她一直记得李启汉跟她说的那句话，“你要记着，哥哥是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的！”
【人物志】
李启汉
湖南江华人，生于1898年，卒于1927年，1920年经邓中夏推荐来到上海，寻找陈独秀，是年加入共产党
他貌似书生，但在上海党小组内第一个打入青帮；他的活动能量很大，上海工部局对他严密监视，并称他为“煽动分子”、“工运领袖”、“著名之中国布尔什维克”；他还能用大白话讲述马列原理，唤醒工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
纪念馆
书生与青帮
李启汉在岳云中学时，便小有才气，其文章纵横捭阖，针砭时弊。
但当他到上海后，完全放下书生意气，利用灵活多变的手段，结识青帮女子，打入上海青帮，为开展工人运动，获得大量群众基础。
上海工部局1921年1月26日的《警务处日报》称，“一李姓之布尔什维克宣传家已争取到二万以上的工人支持，并企图坚持努力，直增至十万人。”
伟大历程
人大选举建设民主
1953年下半年起，中国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选举热潮，对长期饱受封建专制压迫、从未真正行使过选举权的老百姓来说，这是破天荒的事。
经过一年多普选，在21万多个基层选举单位、3.23亿登记选民中进行基层选举，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566万余名，逐级召开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共选出1226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党员668人，约占55%，党外人士558人，约占45%。
1954年9月15日，1210名全国人大代表齐聚一堂，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9月20日，出席大会的代表经投票表决，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明确规定，新中国的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正式确立。
从一届到十一届连续十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申纪兰清楚记得：“1954年第一次骑毛驴到长治县，坐敞篷车辗转到太原，再转火车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57年来，她从当全国人大代表初期只提自己身边看到的小问题，到后来逐渐关心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申纪兰说：“下至农村上至国家大事，我都要举手，要不说句公道话，还叫什么人大代表？”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方针。
2011年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记者 周亦楣 闾宏 实习生 赵月若雪 江华、长沙、北京报道
【下期预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