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珉迕 林环

　　几乎是静悄悄地，1925年1月，在今天的上海虹口，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较之“一大”和“二大”，“四大”似乎没有那样高的知名度。甚至在很长时间里，它的开会地点是一个谜。当我们展开寻访，那一段历史也告诉我们，它留给今天的实物并不多。

　　但这决不意味着那一段历史不重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上，这是一次拉开序幕的大会——它第一次明确提出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以及工农联盟问题，这也是一个政党在革命道路上探索的标志。

　　向导说，“就在这里”

　　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紧挨轻轨线的居民区。中共“四大”遗址纪念碑，就树立在弄堂深处，一户底楼人家的天井位置。

　　这块立于1995年的石碑并不起眼，连基座尚不足一人高，碑体上有16个红色魏碑字——“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遗址”，提醒人们此地曾经发生一次不能忘却的重要会议。

　　鲜为人知的是，后人能确定在这个地方立下石碑，也颇费一番工夫。

　　上世纪30年代，中共“四大”会址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解放后，为找寻遗址，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人员曾数度寻访，但始终得不到确切说法。直到1982年，当年第9期《解放军画报》刊登了“四大”会址的图片与说明。照片主体是横浜桥北岸的数间民房，文字说明写着：“上海闸北横浜桥6号”。

　　然而，谜团并未就此解开。“横浜桥6号”在上海并不存在。进一步调查显示，虹口区的“横浜路”也不曾有过“6号”。即便是“东横浜路24弄6号”，亦被确认不可能是“四大”会址。

　　但这毕竟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发现问题的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主编应云龙，去信《解放军画报》社。信辗转来到市文管委工作人员夏顺奎手中。他找到了郑超麟——“四大”时的记录员和向导。

　　在所著的《怀旧集》与《郑超麟回忆录》中，郑超麟曾详细回忆“四大”召开的情形，“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3层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

　　1984年5月，面对夏顺奎的访问，郑超麟进一步补充：我们是从北四川路下车，走川公路到铁道路口转弯，沿着轨道往北，不远就有一条弄堂，里面有栋3层石库门房。

　　听者意识到，这将是确认“四大”遗址的关键人物。几天后，郑超麟被接到虹口，由夏顺奎和应云龙等陪同实地辨认。夏顺奎发现，郑超麟仿佛在数脚步。走了四五百米，老人一直微微低着头。

　　那时，小路一侧的铁路没有变，另一侧却与半个多世纪前迥然不同。石库门房和弄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面一人高的围墙，围墙旁边就是当时新造的5层公房。走到第3栋公房前，郑超麟停下脚步。他举起手杖，指向即将竣工的楼房：“就是这里。”

　　郑超麟后来说，“四大”召开前，为熟悉地形，他曾从静安寺的家走了“数不清的次数”到开会所在地；会议期间带外地代表到会场，又走了“数不清的次数”。日后专家的多方求证证明，郑超麟的记忆是对的。

　　1987年4月25日，这里最终被虹口区委党史办确认为中共“四大”会址；同年市政府颁布的“沪府1987年106号文件”也明确，中共“四大”会址遗址就在这里。

　　这里，正是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

　　“波澜不惊”的求问

　　查考历史地图，当年那幢石库门的所在地，叫作“白保罗路和平坊”。

　　这里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咫尺之遥。作家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这里实质上是日本人统治的地区，“这儿很少有白人巡捕，也没有印度‘三道头’，当然，国民党警察也不能在这个地区巡逻。”

　　早期共产党人希望，开会地方“既不在租界内，又不离租界远”。这块相对灵活而安全的地方，显然是理想的空间。1925年1月11日，20位共产党人从各地云集于此，沿着铁路走进3层石库门，在布置成“课堂形式”的2楼坐下。

　　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此开幕。

　　大会的筹备工作早在1924年7月就开始了。这一年，中国大地风起云涌——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正式开始。此后，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升温。

　　但国共合作的洪流中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1924年6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8月，张继等又抛出所谓《护党宣言》，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在这场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

　　这正是需要“四大”讨论的问题。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就召开“四大”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汇报工作。通知署名“钟英”，为党中央代名，由毛泽东亲笔签署。原定开幕日是当年11月15日，但实际开会时间一再推迟，一直到次年1月。

　　当年那份完整的与会者名单，今天已经很难考证。能确定的是，20名与会者中包括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彭述之等17人；他们来自上海及武汉、湖南、广东、北京、天津等地，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会场上还有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

　　会议持续12天。担纲主持的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全程担任记录的郑超麟回忆，会议的经过“平静得好像进行一次典礼”；为防意外，在楼梯口专门装了用以及时报警的拉铃，但最终没有用上。

　　这年1月22日，革命导师列宁一周年忌日的第二天，大会闭幕。这一天通过了11个议决案，修改了《党章》。细读它们才会发现，这次看似波澜不惊的会议，蕴含着的是深层变革。

　　“原料恰好成熟了”

　　据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 《郑超麟回忆录》载——“第四次大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工作发展很快。一九二四年春，我正式加入共产党时，国内外党员共三百余人，旅莫支部就占十分之一。大会统计，则有九百余人。到第五次大会时号称十几万。”

　　今天，走入多伦路215号的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我们可以看到类似论断。一张红色的数据表，分明列出了党员人数自“一大”至“五大”的变化：50多人，195人，420人，“四大”召开时994人，两年后于武汉召开的“五大”时是37983人。

　　党的“四大”为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拉开帷幕，让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就绪。

　　“工人们！农民们！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呼喊，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以及工农联盟。

　　回看1923年6月的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而在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另在同一议决案中，“已使占中国全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加农民运动，……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

　　1926年初，蔡和森在所撰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提出：“虽然这时只有一千党员，但是在党的政策走到行动的时候了，所以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因此在党的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

　　在虹口区委党校副教授张家禾眼中，“四大”的意义还体现在“党的建设的重要转折点”。在“三大”党章中，“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而在“四大”党章中，“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这与现行党章中的“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相符。此外，自“四大”党章起，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从“委员长”改为“总书记”，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称“书记”。

　　仍然引用 《郑超麟回忆录》中的一句话——“机器装置好了，等待原料来生产。此时，原料恰好成熟了，可以多量供给这机器。”

　　风起云涌的时代

　　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说：“近代上海百年风云，‘五卅运动’最具转折意义，最富社会效果。”

　　追寻1925年——“四大”召开后，5月15日，上海日商纱厂，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5月30日，上海学生2000余人涌上街头抗议，上百人被拘捕，手无寸铁的群众还遭外国巡捕射击。此后，上海市工商学联合会召开20万人的反帝示威大会；此后，以上海为中心的“五卅运动”波及全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大革命风暴揭开序幕。

　　那一年，这座城市是极不平凡的。

　　然而，数十年来，那一年的“五卅运动”，似乎成了中共“四大”留下的几乎所有记忆。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的3个展厅略显单薄；20名出席代表中的阮章，至今照片仍因种种原因空缺。

　　中共“四大”无疑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四大”之后全国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到1925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或控制的工会已达160多个，拥有组织的工人54万人，为“五卅运动”奠定基础。同时，党员队伍迅速壮大。

　　党的“四大”以后，是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五卅运动、省港罢工、统一广东，国民革命吹响了进军的号角。“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从珠江唱到长江，“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的旋律，从城市传遍山乡。第一次大革命运动，在中华民族20世纪的历史上，书写了难以忘怀的篇章。

　　今天的四川北路绿地，郁郁葱葱。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中共“四大”纪念馆将在此奠基，所要纪念的，就是那一段岁月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