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特派记者 陈寅 刘伟 陈冰／文 李伟文／图

　　四月黔北，春色烂漫。贵州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游人如织。门匾上毛泽东手书“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苍劲豪放。会址是一栋坐北朝南的二层洋楼，青砖廊柱，雕花门窗，楼梯回廊。

　　二楼东走道，是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客厅。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著名的遵义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会场布置保持原状：天花吊着一盏洋灯，东墙两个壁橱间是一只挂钟，屋中间安放着一张长方桌，桌下摆着一个火盆，四周围着19把木架藤编靠背椅。

　　会场虽有些窄小和简陋，但会议内容重大，影响深远。正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所作的评价：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鏖战湘江 毛泽东读报定策

　　“叮……”清晨，红三军团司令部铃声大作。“报告军团长，十四团团长和参谋长英勇牺牲，战士伤亡也很大……”彭德怀红着眼在屋内反剪着手走来走去，心里忿忿地说：“这打的什么仗？”

　　这是《遵义会议纪实》一书中描写的1934年11月湘江之战的一个场景。“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蒋介石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罗娟声音哽咽。

　　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许多红军指战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博古（秦邦宪）和李德“短促突击”和“硬拼硬打”的错误军事指挥深感不满。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自己当时的看法：“第五次反‘围剿’固然敌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根本问题还是个领导问题，路线问题。”

　　罗娟告诉记者，国民党此时已判断红军将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又集结重兵，撒开大网。但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坚持按原计划前进，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心急如焚。

　　红军何去何从？一天晚上，习惯一路上收集读报的毛泽东，随手翻阅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的《中央日报》，发现一条有意思的消息：“……赣匪窜扰湘西，黔省一片惊恐，黔省主席、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氏四处求援……”

　　毛泽东眼前一亮，认为这则消息与红军侦察到的情报相吻合：贵州较川、湘、桂，兵单力薄。他坚定了自己的主张：坚决不能北上会合红二、六军团，应立即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中央红军才有一条生路。

　　移师贵州 毛泽东得张王臂助

　　1934年末至1935年初的三周内，中央连续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尽管争论不断，但最后采纳了毛泽东移师贵州的建议，并提出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猴场会议决定还提出，作战方针、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开好遵义会议打下了基础。”罗娟说，会后，红军渡过乌江，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

　　“毛泽东移师贵州的提议能被采纳，以及后来在遵义会议上力挽狂澜，可以说与洛甫（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密不可分。”党史专家、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费侃如指出，毛泽东1945年在一次讲话中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记者翻阅《遵义会议文献》，找到了洛甫的一段忆述：“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开始对我们解释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王稼祥也曾回忆一路上与毛泽东的交流：“我向毛泽东同志表示：目前形势已非常危急……要挽救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采取果断措施，把博古和李德‘轰’下台。毛泽东同志听后十分赞同，并要我多找几位同志商量商量。”

　　关键时刻 周恩来主动担责

　　一张桌子、一个墨盒、一支毛笔、一叠信笺、一副望远镜，遵义会议会址二楼西周恩来卧室的陈设一如当年，让人恍若看见昏黄油灯映照下那操劳的身影。

　　“为响应大家的意见，开好第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总结会，周恩来一面部署兵力保卫遵义，一面熬夜准备军事报告。”罗娟说，1935年1月15日晚饭后，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背景下，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参加者共21人。博古主持会议坐在中间，其余的人随便找个凳子坐下。

　　博古首先发言作了主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报告完毕，会场一片静寂。

　　“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大家都盯着他，眼神中透出期待。”费侃如说，周恩来实事求是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当时，李德坐在门旁，一个劲地抽雪茄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在费侃如看来，如果周恩来没有站出来，遵义会议要取得成功是不容易的。杨尚昆在回忆录中也曾有过类似观点：“恩来同志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斗争激烈 毛泽东力挽狂澜

　　遵义会议会址旁有棵老槐树，枝繁叶茂，风一吹，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76年前在一旁楼内发生的激烈斗争——一次改变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会议。

　　罗娟说，在主报告和副报告完成后，洛甫首先发言。他按照事先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好的意见，作了一个系统的“反报告”，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的“左”倾错误。发言引起多数人的同感，会场气氛顿时改变。

　　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用大量事实对“左”倾军事指挥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以及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作为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后来回忆：“毛泽东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他尖锐地批评李德，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斗争很激烈，这从会议开了3天可以看出来。”费侃如说，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都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由洛甫起草的会议决议，是在后来的云南扎西会议上通过的，包括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4项。后来，洛甫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

　　四渡赤水 运动战突出重围

　　茅台酒厂，依山而建的酿造车间和窖藏库房，绵延十余公里巍然壮观，一旁的赤水河奔流不息。因为赤水河，国酒茅台享誉中外；也因为赤水河，毛泽东被赞誉“用兵如神”。

　　“群龙得首自腾翔。”罗娟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准备渡江北上。这时，蒋介石部署数十万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毛泽东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灵活指挥红军穿插，调动迷惑敌人，并集中兵力歼敌，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1935年1月29日，一渡赤水，集结扎西，待机歼敌；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大量歼敌；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3月21日至22日四渡赤水，折返贵州，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晃枪昆明，于5月初渡过天险金沙江，摆脱敌人，一路向北……遵义会议纪念馆放映的电视片，生动地再现了红军四渡赤水这一经典战例，观众无不拍手叫绝。

　　“遵义会议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有感而发。

　　费侃如说，四渡赤水的100多天中，红军作战方向变更达10次之多，改变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充分展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遵义会议出席人员

　　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