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末，一部电影《回民支队》让我的父亲马本斋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几十年来，我追寻着父亲的脚步——无论是参军还是走访他战斗过的地方采集素材，渐渐地，父亲再也不是我幼年时模糊的记忆，而是一个真实、丰满的人物。

　　大节不死

　　母子两代英雄

　　我的父亲马本斋1902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东辛庄，由于家境贫寒，只上过四年学。17岁那年，为生活所迫，父亲随祖父到东北，之后投身奉军（东北军）。1924年，父亲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因为作战勇敢，30岁出头就当上了团长。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眼见东北军的不抵抗政策，毅然弃甲归田。七七事变后，早已立志“扬眉挺剑斩乱世，碧血一腔染山河”的父亲在家乡组织了“回民抗日义勇队”杀向了抗日战场。1938年4月，父亲率部参加八路军，所部改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任总队长，并于10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回民支队。

　　1941年夏，父亲指挥回民支队在子牙河东沧石路一带重创日军山本联队。恼羞成怒的山本对父亲恨之入骨，又无力征服，就想出了以抓捕祖母白文冠来诱捕父亲的奸计。山本先让祖母给父亲写劝降信，还许诺了各种优厚条件。可他太小看我的祖母了，祖母在绝食7天之后，英勇殉国。

　　1942年8月，回民支队奉命到达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父亲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在父亲的率领下，冀中回民支队发展到2000多人，打遍了冀中平原，并转战冀鲁豫边区，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回民支队抗日7年，参加大小战斗870余次，歼灭日伪军3万余人，甚至创造过零伤亡的光辉战例。

　　独特方式

　　解释“中国”二字

　　1940年1月（农历腊月初二），我出生在父亲的家乡东辛庄，乡亲们都是回民。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回民村就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叫本斋村，现在叫本斋乡。

　　小时候，我基本没有在老家待过，一直和母亲跟着回民支队跑，却很少有机会和父亲团聚。我的名字是父亲起的。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父亲带领乡亲们奋起反抗，刚开始没枪没炮，连造武器的铁都没有，父亲感叹中国贫穷，何时能超越那些强大的国家。于是就给我起名叫“国超”，希望祖国能日益强大起来。

　　1944年1月，父亲因连年征战积劳成疾，住在河南濮阳县八公桥镇养病。2月初，5岁的我跟着母亲和姐姐去看望父亲。当时父亲脖子上长了一个黄豆大的小疮，中医叫做“砍头疮”。谁都没有料到，疮毒扩散，突然转化为急性肺炎。

　　对于久未相见的父亲，那次见面我格外兴奋。以往每次和父亲相聚，他总会给我讲生动的战斗故事，可那次，他显得格外虚弱。面容消瘦的父亲一手一个拉着姐姐和我，轻轻地哼起了《抗日将士出征歌》：“全国动刀兵，一齐来出征……”父亲还教我们写“中国”两字。他写得很慢，边写边说：“这国字的四框，是防备敌人的城墙。这城墙不是砖垒的，是一代代中国人的血肉堆成的。这国字里面的‘或’字，有天地，有房屋，还有大刀长矛，有咱中国人的一切。”我专注地看着听着，这一幕历经多少年都不曾从我的记忆中消失。

　　第二天，我照例陪在父亲身边一刻都不愿意离开。父亲突然拉着我的手问道：“爸爸昨天教你的那两个字，会写了吗？”

　　“会写了，爸爸，我写给您看。”我认真地写下“中国”。

　　父亲说：“孩子，你要记住，这两个字就是咱们的家，你长大后，要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我们的祖国。”我不知道父亲当时是不是意识到自己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点，但我知道，他对我的殷切期望都在“中国”两字中，他希望自己的亲人永远爱自己的祖国，为祖国奉献一切。

　　1944年1月底，回民支队奉命开赴延安。出发前，父亲曾抱病为部队作了最后一次动员。然而，2月7日，父亲因积劳成疾在河南濮阳逝世，时年42岁。

　　3月17日，党中央在延安为父亲举行了追悼会，毛主席的挽联上写道：“马本斋同志不死。”朱德同志的挽词是：“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两次偶遇

　　父母结为伴侣

　　关于母亲和父亲的结识，有一段精彩的故事。我的母亲孙淑芳，是父亲在奉军剿匪时惩办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地主家里的丫头。地主仓皇出逃时，母亲仗着平日学的马术，也骑着马一路追赶，和父亲相遇并相识。几年后，在父亲执行一次任务时，两人再次相遇。当时母亲在外逃难，父亲收留了她，并送她去了自己的家乡。父亲离开军队返乡后，很快就和母亲结婚了。婚后，母亲随父亲同生死共患难，一起走上了革命道路。

　　前几年，为了写父亲的传记，我到河北收集回民支队的材料，在保定遇到一位85岁的回民支队女兵。老太太回忆说，她当时也穿军装，还能双手打枪，枪法很准，一般女兵都学不会。

　　1941年夏，母亲带着姐姐和我住在献县西边的团堤村。有一次，村子突然被日军包围。因为她留的是短发，乡亲们把她围在人群中间，并给她戴上一顶草帽。没想到狡猾的日本兵拨开人群，用刺刀挨个挑掉每个人头上的草帽，终于发现了母亲的短发。日本兵狞笑道：“你是土八路，还是妇救会？”母亲义正辞严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日本兵用带钉子的皮鞋踢她，用鞭子抽她，用钳子夹她的手指，打得她遍体鳞伤。乡亲们一个个低下头，流下悲愤的眼泪。她自己却忍着剧痛没有落泪。

　　母亲后来告诉我，作为司令员的妻子，她要维护司令员的威信，维护党在人民中的形象。因为父亲曾提出过一些近乎苛刻的规定。比如在冀中深南开追悼会时，他规定不准哭，不准掉眼泪。他说：“眼泪要往肚里流，仇恨要记在心上。我们面临的斗争是残酷的。哭，容易削弱斗志，容易造成悲悲凄凄的气氛。”母亲正是感染了这种精神而变得无比坚强。

　　文武兼备

　　才艺鲜为人知

　　父亲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战场上生龙活虎的他，平日里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据他的老部下们回忆，父亲喜欢打篮球，战斗空隙，一有机会就和战士们打篮球；他京剧也唱得不错，《王佐断臂》中的陆文龙的唱段是他的拿手戏。每当打了胜仗凯旋时，父亲就会带领回民支队剧社的演员进行演出。

　　父亲还能用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记日记、战斗札记，可惜因为战争环境，这些文字都没有完整保留下来。

　　我和姐姐

　　受到组织照顾

　　日本投降后，我和母亲跟随叔叔马进坡率领的一支回民支队回到献县。从延安回到故乡之后，母亲担任区长，投身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而我则成了县城小学年龄最小的住宿生。我在念小学四年级时，经由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安排，到北京市回民学院第二附属小学念书，后又转学到华北军区八一小学，和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叶挺的儿子叶正光等成了同学，随后又考上了北京101中学。而姐姐也早早地进入部队，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学哲学。

　　父亲临终时曾说：“孩子是国家的。家属，上级会照顾。我除觉得不能为人民为国家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是件憾事外，什么也不牵挂。”确实，我和姐姐都是国家一手拉扯大的孩子。

　　1959年我高中毕业，自小热爱艺术的我在选填大学志愿时，第一个选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另一个则是中央民族学院的作曲系。我在信中向母亲询问她的意见，她回了一封很长的信，问我可不可以子承父业，把父亲的精神承继下去。这是母亲对父亲的爱和对我的希望，我由衷地接受了她的建议。

　　在我70多年的人生路上，父亲是伴随我人生历程的一种信仰和精神动力。我曾总结过父亲的四种精神，一是拥护中国共产党；二是爱国主义；三是不怕牺牲、身先士卒；四是加强民族团结。

　　我决定以写歌、写诗、写纪录片、书法、绘画等各种形式宣传父亲的精神。2007年，我走访了河北20多个县市以及山东、河南部分地区，行程8000多公里，历时一个月，写就了一部5集专题纪录片《父亲》。2008年，我随摄制组再次走访河北6个地级市、近30个县，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当地民众的盛情相待，我才知道当年的民族英雄，70年后依然活在人民的心中。

　　（徐婉青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