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恩铭 不惜惟我身先死
 |
 |
 |
 |
【人物志】
邓恩铭
生于1901年，卒于1931年，贵州荔波人，水族。1920年11月组织励新学会，1921年春，建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建立中共山东区支部，任支部委员。1928年12月在济南被捕，1931年被杀害。
他理想炽热，18岁组织学生投身救国运动；
他处事谨慎，提醒同志避免无谓的牺牲；
他立场坚定，三次被捕仍无法阻拦投身革命的脚步。
邓恩铭面色苍白，因为身体虚弱，气喘吁吁地蹒跚到监狱门口。
这是邓恩铭在1925年8月第二次被捕后，“保外就医”的当天。守候在门口的堂弟媳滕尧珍顿时哭了，邓恩铭揉着双腿安慰她说：“不要难过嘛，我不是好好的么？”
警方不知道邓恩铭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为了救出邓恩铭，党组织找到他的两位官员朋友作保，并买通了警方。
尽管饱受牢狱之灾，并经受着肺结核的折磨，但邓恩铭并未放弃投身革命的信念。
“不惜惟我身先死”。
为探寻救国之路，他领导学生罢课游行，响应五四运动；为争取工人利益，他领导工人罢工；他曾三次被捕，两次越狱，始终没有停下革命的步伐。
立志出乡关
邓恩铭的小学时代恰逢辛亥革命，学校里一些曾留日的老师不仅教他文化课，还给他介绍民主共和的思想，孙中山的革命主张逐渐启发了邓恩铭。
1917年秋，无钱升学的邓恩铭给在山东做官的叔父黄泽沛写信，希望资助自己继续读书。当年8月，邓恩铭离开贵州去山东求学，临行他留下一首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未料一语成谶，他自此再未踏足黔地。
邓恩铭考入了济南省立第一中学。此时，《新青年》成了学校中最受欢迎的青年读物，到了“凡我青年，宜手一编，以为读书之一助”的程度。邓恩铭是《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的忠实读者，同学们时常可以见到他带着贵州口音与同学们一起争辩新思想，思维敏捷地谈着一些“救国”、“自救”的方略。
一战结束后，青岛成了巴黎和会上的筹码，被北洋政府悄悄推向了日本的谈判桌前，五四运动随之爆发。
1919年5月，济南街头，市民们围成一圈，身材瘦弱，学生模样的邓恩铭，操着浓重的贵州口音在人群中慷慨陈词。
邓恩铭越说越悲愤，开始历数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陈词感染了现场围观者，人群中随即爆发出一阵阵怒吼：“誓死救国！”
邓恩铭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组织学生参加罢课示威游行。此后一个多月，他带领济南一中的同学四处参加集会、登台讲演，号召鼓动农工商各界同胞罢课、罢市，抵制日货。
他领着济南一中同学会合其他请愿队伍2000余人，向山东督军和省长绝食请愿，迫使他们答应向北洋政府表达山东各界群众提出的收回主权、严惩国贼等要求。
7月21日，愤怒的邓恩铭带着人们，包围捣毁了贬斥学生运动的山东《昌言报》馆，并将该报经理、主编、法律顾问等绑缚游街示众。
乔装组织工运
五四运动后，邓恩铭结交了新文化运动派的国民党员王乐平。
在王乐平创立的齐鲁书社里，邓恩铭和山东省立一师的学生领袖王尽美一见如故，一起探讨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方法。
1920年夏秋之交，邓恩铭、王尽美等人在齐鲁书社相识的好友中，秘密成立了济南康米尼斯特学会，专门搜集共产主义书籍，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并在1920年11月21日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
邓恩铭发表的《灾民的我见》中说，“我们为什么终年的劳动，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终年的安乐？”，“他们的衣食住一切都是他们的吗？不是，是我们一般苦同胞的”，“那么我们就永远应该受他们的支配吗？要知道，若再不设法子来对待他们这一般豺狼似的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以后就没有我们苦人过的日子了！”
1921年，邓恩铭等人在励新学会的基础上，在济南教育会门前挂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牌子，每周组织成员阅读马恩著作和介绍苏联情况的书刊。当时，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最受大家欢迎的读物，许多青年正是因读过这本书，后来加入了青年团和共产党。
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组织秘密成立，其成员至中共一大前已发展到8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邓恩铭在山东开展工人运动，通过中学老师的关系，以教学、办报作掩护，借机宣传革命思想。
邓恩铭平时不大说话，貌似讷于言辞，但讲起革命道理却是侃侃而谈，很容易博得人的好感。
1924年，他顶着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被镇压的低潮，对青岛工人的生活状态进行调查，揭露绝大多数工人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遭遇。
邓恩铭做调查、宣传时很讲策略与方式。与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打交道，他春秋时穿一件浅灰大褂，冬天是深灰棉袍，像是英俊而严肃的学者；而到工厂时，变成了一袭粗布短裤褂，谦逊敦厚，工人们也因此愿与他推心置腹。
主张既定，决不更改
邓恩铭的心思很细，由于组织工人运动危险无处不在，邓恩铭常常提醒同志，注意在工人中隐蔽自己的身份，尽量减少无谓的牺牲。
邓恩铭曾在青岛劝告工运组织者李慰农，穿着洋服皮鞋、戴着圆斗帽，却住在乡下一个工人家里，“你这个打扮，该换换了。再这样下去，不但关系到你本人的安全，也要影响到你的房东和全党同志的安全。”但李慰农还是没换，没过多久便被捕牺牲了。
邓恩铭曾批评一些逞个人英雄主义的同志，他说，“地下工作者应严守秘密，避免无谓的牺牲。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自己，等于给自己贴标签。万一被捕，就会给党造成严重损失。”当时，青岛已成为山东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工业城市。1923年在青岛，邓恩铭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就把带有封建行会性质的圣诞会改造成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工会性质的团体。
由于先后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邓恩铭遭到反动当局的忌恨和追捕。1925年8月，邓恩铭被捕，党组织买通警方并联系熟人作保，邓恩铭最终获释，但身体状态因患肺结核病而很快恶化。
获释后的邓恩铭住在叔父黄泽沛的家里，叔父发现他参加革命，既惊又怕，要他安分守己，求取功名。邓恩铭的父母在家乡也给他定了亲，来信催他回家结婚。邓恩铭都拒绝了，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
1925年，青岛的工人运动受到了督办张宗昌和日本人的联合镇压。一天，邓恩铭随身带着中共组织的文件及手枪外出，走在大街上，发现被几个形迹可疑的人追踪。转了几条小巷子后，邓恩铭走进了一家他熟悉的理发店，跟踪的人把理发店门口堵住。
邓恩铭坐下来，从理发店的镜子里看着外面的动静，暗示理发的师傅以洗头为名，把自己领到洗脸池边，理发师傅把他带到池边后悄声说，“快！走后院，翻墙出去。”邓恩铭逃过了这次追捕，然后化装走了七八十里，来到一个小火车站，登车逃离了青岛。
大革命失败后，邓恩铭辗转山东各地，领导党组织开展斗争。但革命形势已随国共合作的破裂而日趋艰难。
党员鲁余修回忆，1928年7月，邓恩铭不顾自己的安危，在第一时间得到被叛徒出卖的情报后，立即通知他迅速转移，鲁余修为此幸免于难。当年12月，邓恩铭却没有躲过这名叛徒的出卖而被捕。
越狱未成壮志未酬
在狱中，邓恩铭肺结核痼疾复发，但他仍利用出色的组织能力，领导了两次绝食和两次越狱。
第一次越狱时，邓恩铭鼓动山东省警察厅拘留所狱友中的一群土匪犯人：冯玉祥马上要打过来了，他对土匪十分严酷。
越狱方案都还未商定，土匪犯首仓促举事，把邓恩铭忘在了看守所。
事发后，邓恩铭等人被移往山东省立第一监狱关押，他汲取了上次教训，与狱中的共产党员一起，秘密观察狱卒的工作规律，通过党组织悄悄地利用信件带进锯条和石灰粉，并选择在司法部官员视察山东省创“文明监狱”守备较为松懈时举事。
1929年7月21日，早已分好队的18名越狱人员突然冲出囚室，用石灰粉、棍棒打倒看守，夺下武器，冲出监狱外大门，闯进大街分路疏散。
雇工出身的王永庆背着虚弱的邓恩铭跑得最慢，邓第一个被抓回。
此事轰动了全国，被称为“济南巨案”，当班看守长因“渎职”被枪毙。看守愈加严密，越狱希望破灭。
邓恩铭在狱中一直用“黄伯云”的化名，虽经历了多次审讯，但狱方只知道他是“黄伯云”，并不知道他就是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
1930年10月，国民党的韩复榘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不久便任命张苇村为审判长，审讯共产党员。张苇村是山东国民党元老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与邓恩铭十分熟悉。当他知道狱中有一个叫“黄伯云”的人时，立刻意识到此人就是邓恩铭。
在审讯室里，透过蓬头垢面、瘦骨嶙峋的“黄伯云”，张苇村依稀看到了当年邓恩铭意气风发的影子。他直呼“邓恩铭”，邓自知已无法再隐瞒，于是说，“是！我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邓恩铭！”
邓恩铭强忍着病痛给母亲写了最后一封家书：“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1931年4月5日清晨6时，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员被押赴济南纬八路刑场枪决就义。
纪念馆
皮包和相机
1924年春，中共青岛支部改为中共青岛市地方执行委员会，邓恩铭任书记。
1925年2月，邓恩铭组织领导青岛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1925年4月到5月，邓恩铭组织领导了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还参与领导了四方机厂的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图中是邓恩铭在青岛组织革命运动时，用过的皮包和相机。
□本报记者 吴伟 山东济南、贵州 荔波报道
感谢山东省党史研究室、贵州荔波县党史研究室、荔波县邓恩铭纪念馆
【下期预告：旅法华人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