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 姚伟 文图 学术顾问 洛阳师院教授 副院长 张宝明

　　引子

　　写《厚重河南》将近十年了，走访过不少墓冢，一般而言，古墓冢并无阴森气象，但大多倾颓荒芜，了无生气。不过，有两个墓冢例外，一个是刘秀坟，另一个是孝文帝元宏的长陵。这两个墓冢植被茂盛，生机盎然，令人称奇。

　　刘秀坟周围生长着上千棵古柏，密林间芳草萋萋，连翘飘香，幽趣悠然。与已成景区的刘秀坟相比，元宏长陵则更富野趣，这里僻静无人，路旁杂花缤纷，野鸟飞舞，墓冢更被茂密的植被严严实实地覆盖，我们试图走上去，但被层层植被挡住，别说路径，连个缝隙都找不到。正踌躇间，一个小刺猬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对着我们探头探脑。吃惊之余，我们拿出相机给它留影，那小家伙对镜头瞪着眼睛，毫不畏惧。

　　刘秀、曹操、元宏，先后定策以洛阳为首都，曹操墓不在洛阳，而对葬于洛阳的这两位，这片土地似乎给予了特别的厚爱，令他们身后千余年，墓冢仍青葱茂盛，意趣盎然。

　　元宏的墓冢原本不会在洛阳，他曾在平城（今山西大同）文明太后永固陵附近，为自己预建了“寿宫”，迁都洛阳后，为了让鲜卑人安下心来，他下令不得归葬，他那个“寿宫”，自然成了“虚宫”，“号曰‘万年堂’”。

　　对于元宏来说，放弃平城绝非易事，那里宫阙宏伟，城市繁华，是他从小生长的家乡。洛阳虽为旧都，却已荒废了近200年，营建为新都，是个浩大的工程。必然有种巨大的力量，推动着他走向洛阳。

　　在融合与敌视间摇摆

　　孝文帝迁都洛阳前，拓跋鲜卑已历两次南迁，一步步走近汉文化区域。

　　在大兴安岭北段时，拓跋鲜卑相对封闭，“不交南夏”，与汉文化没有过接触；第一次南迁到呼伦池，仍地处偏远，山水阻隔，与汉文化没有交往；第二次南迁，他们翻越阴山，到达匈奴故地，与汉文化的接触再难以避免了。

　　不断迁徙的拓跋鲜卑，处于旺盛的民族成长期，翻越阴山后，他们与匈奴、丁零等族迅速融合，但面对汉文化，他们的态度显得迟疑了。

　　拓跋鲜卑的第二次南迁，适逢三国时期。三国末年，为了与曹魏和亲互市，拓跋力微送太子沙漠汗到洛阳，既做“质子”，又乘机“且观风土”。

　　沙漠汗先后在洛阳住了16年，深受汉文化影响，习惯了汉人的服装、礼仪。西晋初年，他回归草原时，竟然因此失宠，被拓跋力微下令杀害。

　　据《魏书》记载，晋武帝咸宁三年（277年），沙漠汗奉命回国，拓跋鲜卑诸部大人、酋长前往迎候。酒酣之时，有鸟从头顶飞过，沙漠汗对诸部大人说：“我为汝曹取之。”于是“援弹飞丸，应弦而落”。当时鲜卑人没见过弹丸，不懂的人还以为是空弓，所以他们私下议论纷纷：太子的服饰神态已与汉人相近，又学会了如此“奇术”，如果让他继承王位，势必改变旧俗，我们也会因此遭殃。于是相谋危害太子，并派人飞驰回报拓跋力微。拓跋力微问道：“我子既历他国，进德何如？”皆对曰：“太子才艺非常，引空弓而落飞鸟，似得晋人异法怪术，乱国害民之兆，惟愿察之。”

　　太子在洛阳时间太长，在家的兄弟们纷纷争宠，而力微这时年事已高，有些糊涂，听了诸部大人的话，“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当除之。’”于是，诸部大人“乃矫害帝（指沙漠汗）”。

　　类似的事情，100多年后再次发生。公元386年，拓跋珪开创北魏，拓跋鲜卑日渐强大。拓跋珪曾派大将贺狄干为使者，前往长安迎娶后秦公主。后秦因故反悔拒婚，并软禁了贺狄干。在长安期间，贺狄干被汉文化深深吸引，“因习读书史，通《论语》、《尚书》诸经，举止风流，有似儒者”。

　　贺狄干被软禁后秦，拓跋珪并没忘记他，普封功臣时，“遥赐爵襄武侯，加秦兵将军”。但贺狄干回到北魏，拓跋珪“见其言语衣服类于中国，以为慕而习之”，异常愤怒，“既而杀之”。

　　与刚刚走出蒙昧的拓跋鲜卑相比，汉文化深邃如大海，令他们感到莫名恐惧。与其他民族交往，鲜卑人可以毫不介意，因为他们是主体，有足够的信心让别的民族鲜卑化。但面对汉文化，他们似乎很担心自己“被化”了。

　　但与汉文化完全绝缘是不可能的。拓跋珪定都平城，并不断向南开疆拓土，进入农耕文化区域，经济形态从狩猎到游牧，再从游牧到农耕，他们必须适应新的环境。从拓跋珪开始，北魏尝试重用一些汉族士人，

　　在继续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务农息民”、“劝课农桑”、“计口授田”，在五原、云中、代郡等地（今内蒙古中西部和山西省部分地区）大兴农业，拓跋鲜卑内部也“离散诸部，分土定居”。

　　这时，拓跋鲜卑的社会形态也从部落发展到国家。要建立一个有模有样的国家，他们最好的老师，就是身边的汉文化。拓跋珪迁都大同后，仿中原封建制度营建宫室，制定各类典章制度、礼仪等。

　　对待汉族士人，拓跋珪的态度充满矛盾，他曾重用崔逞、张衮，但又借故将崔逞赐死，张衮贬职。

　　拓跋珪的继任者，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等，对待汉文化和汉族士人的态度，同样游移不定，充满矛盾。与此匹配的是，他们的国家制度徘徊不前，呈现诸多矛盾。

　　直到公元484年前后，一位汉人太后主导的改制，才使得北魏政治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汉人太后主导北魏改制

　　“五胡十六国”时期，大部分国家是匈奴、鲜卑等民族所建立，但也有两个政权是汉族人建立的，其中之一就是北燕。后来被孝文帝尊为“文明太后”的冯氏，就是北燕皇族，她的爷爷冯文通一手创立了北燕。

　　北燕灭亡后，冯氏的父亲归附北魏，曾官至雍州刺史，后因罪被杀，冯氏受到牵连，被收入后宫为奴。

　　北燕灭亡前，冯文通曾将小女儿嫁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成了拓跋焘的左昭仪。冯氏入宫为奴后，冯昭仪对这个侄女极为怜惜，向拓跋焘求情，让侄女与她同住，待她“雅有母德”。冯氏在姑母的悉心照料下，逐渐长大，终日耳濡目染，使她熟悉了深宫礼仪和种种微妙，这样的阅历，令她后来受益匪浅。

　　北魏文成帝登基后，冯氏因过人的聪慧和美丽，被选为贵人，这一年，她只有11岁。虽然年纪小，但言谈举止得体，深得皇帝喜爱，3年后，被立为皇后。

　　13年后，文成帝去世，年仅12岁的献文帝拓跋弘即位，24岁的冯氏成了皇太后。此时北魏“主幼国疑”，权臣乙浑密谋政变，冯太后当机立断，定策捕杀乙浑，随即宣布临朝称制，掌控大权，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和过人的政治才干，迅速稳定了北魏的政局，赢得了朝野一片喝彩。

　　一年半后，冯太后归政献文帝，但不久就与献文帝产生剧烈的矛盾。拓跋鲜卑没有男女大防之类的贞洁观念，冯太后正值妙龄，耐不住守寡的孤寂冷清，与不少英俊男人传出绯闻。

　　献文帝对此很介意，借故杀了冯太后最中意的情人李弈。太后非常不高兴，寻找借口，逼迫献文帝传位给不满五岁的太子拓跋宏，即后来著名的孝文帝。献文帝成了太上皇，这一年，他刚刚18岁，大概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冯太后则成了太皇太后，再次出山，临朝听政，将北魏大权一手独揽，“杀戮赏罚，决之俄顷。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

　　冯太后有着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钢铁般的手腕，她“性严明，对阉官虽假以恩信，待以亲宠，决不放纵自流。左右之人虽有纤介之愆，便遭棰楚杖责，多者至百余，少亦数十”。不过，她还有另一面：“生性宽豁仁裕，不计前嫌，事后仍待之如初，有的因此更加富贵。正因如此，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冯太后颇有知人之明，扶植了一批贤能之士，组成一个效忠她的领导核心。

　　建立了绝对权威后，冯太后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这次改革被称为“太和改制”。“太和”是孝文帝的年号，有人因此把功劳算在孝文帝头上，但真正的主导者是冯太后。

　　改制的第一项内容，是仿效两汉魏晋，实行“班禄制”，就是给官员发工资。之前，北魏实行“班赏制”，各级官员都没有工资，靠朝廷不定期的赏赐过日子，平日靠贪污、掠夺过活。

　　作为一个游牧部落，这种状态很常见，但作为一个已统一北方的泱泱大国，再这么干就会带来很多问题。随着战事的减少，战争掠夺的机会有限，于是各级官吏公然盘剥、搜刮民脂民膏，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产生严重的危机。文成帝、献文帝都曾下诏禁贪，却收效不大。

　　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冯太后下达“班俸禄”诏书。规定在原来的户调之外，每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作为发放百官俸禄的来源。内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确定俸禄的等次。俸禄确定后，再贪赃满一匹者处死。此法的实施，对普通百姓虽有“一时之烦”，但终能得到“永逸之益”。

　　“班禄制”实行后，冯太后派人巡察各地，处置了一批贪官，北魏吏治，顿时走上正轨。

　　随后，冯太后又颁布“均田令”，由国家将无主荒地按人口分给农民，分“桑田”和“露田”两种形式，“桑田”可以继承，“露田”在年老或死去后，由国家收回。当时北方人口大量迁徙和死亡，土地荒芜，所有权和占有权十分混乱，均田令的实施，既提高了农民开荒的积极性，促进了北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又使大批农民摆脱豪强大族控制，转变为国家编户，增加了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征税对象，增强了实力。

　　研究者认为，均田令的实施，使北魏迅速向先进的封建化经济结构过渡，标志着北魏统治者开始转向接受汉族的封建统治方式。这一制度历经北齐、北周、隋、唐，实行了约300年，不仅使北魏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也奠定了后来隋唐社会的经济基础。

　　冯太后主持的改革，改变了北魏社会的基本面貌，为后来孝文帝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