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林环

　　4年前，492米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顺利封顶4天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创新性地设立专家委员会和国际咨询委员会，任首批委员的吴敬琏以经济学家罕有的感性语调说：“已经在地平线上看到这个中心了。”

　　上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继上世纪90年代的浦东开发开放之后，跨越世纪之交的“四个中心”规划——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成为党领导上海推进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又一历史性大手笔。

　　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是上海“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宣告。

　　到2020年将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基本建成航运资源高度集聚、航运服务功能健全、航运市场环境优良、现代物流服务高效，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这是国家赋予上海的使命。

　　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蓝图上，“四个中心”的规划究竟如何织成？建党90周年之际，本报专访“四个中心”规划亲历者之一、市发改委副主任肖林，听他回忆、讲述并解读蓝图幕后的故事……

　　上海使命

　　早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不久后，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大决策。

　　这项跨世纪的伟大工程，这项意义深远的国家战略，成为上海矢志不渝的发展所向。

　　而回望从前，第一个问题油然而生——为什么是上海？

　　肖林（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是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国家战略。1990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提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1年他视察上海时强调：“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1996年，国务院两次在上海召开专题会议指出，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需要。2001年，国务院在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时指出，把上海市建成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的国际大都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

　　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提出，上海要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力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建设。

　　2009年4月14日，《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印发，这是国家第一次具体提出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第一次将此上升至全局性的国家战略。它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以及上海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率先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高度重视。

　　上海将迎来大发展、大转型与“四个中心”大跨越的新的重大战略机遇。国务院文件明确提出了一揽子国家层面的政策突破，既是推动上海经济转型和长远发展的重大举措，更重要的是表明，我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的坚定决心。

　　当年，浦东开发开放明确了上海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位置。而今，“四个率先”、“四个中心”、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既是国家的嘱托，也是历史的使命。蓝图展现的上海使命，正契合着城市发展的历史方位……

　　上海方位

　　2007年底，在国际金融危机袭来之前，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市委常委会和全市党政负责干部会议上指出，今年以来，上海的经济发展成绩显著，面临的问题也是尖锐的。上海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期，我们要居安思危。

　　经济转型，成为上海发展的必然抉择。正如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所言，即使没有遇到金融危机，处在“十字路口”的上海经济也必须转型，希望通过克服金融危机来加速上海经济的转型，而转型的根本出路在于结构调整。

　　肖林：我有幸参与了《意见》的起草。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3月，市委、市政府确立了十多个重大课题，组织全市力量深入调研，其中就包括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课题。

　　建设“两个中心”还缺什么政策，需要向中央要什么政策？我们的课题调研就从这里开始。由市发改委、市政府研究室、市金融办、市建交委、市财政局等部门组成核心工作小组，将调研情况及想法整合成总的成果报告——《关于调整经济结构、率先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工作汇报》，当年7月向来上海考察的温家宝总理汇报。总理听后明确表示，上海的发展，在长三角乃至全国具有龙头和示范作用。国务院要出政策性文件，支持上海加快“两个中心”建设。

　　在这期间，市委、市政府领导分别带队去中央多部委汇报，十多个部委又分别来沪调研，包括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之后，市里的核心工作小组起草了《意见》的代拟稿。2008年12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来沪考察，亲自过问代拟稿。2009年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意见》。

　　从国际经验看，上海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人均GDP迈过1万美元大关，已经到了必须结构转型、加快服务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都相继完成转型，进入服务经济时代。而上海想要转型，想要在推进“四个中心”建设过程中“先行先试”，亟须来自国家层面的进一步支持和突破。毋庸置疑，《意见》意义重大。

　　事物是辩证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落后生产力之危，也是先进生产力之机。若沿袭传统发展模式，那就是“危”；但若主动求变发展方式，就很可能是最大的“机”。对越身处危机就越要以创新带动发展的上海而言，“四个中心”每一个中心的建设都是机会，但如何形成内在有机的合力，更为关键……

　　上海奋进

　　当外滩海关大钟鸣响熟悉的《东方红》时，隔江相望的浦东陆家嘴，高楼崛起，生机勃勃。

　　上海，从党的诞生地到“四个中心”的“坐标”逐渐清晰，创新已经融入这座城市。今年3月，航运产业基金、航运运价交易公司等国内“第一”的项目纷纷抢滩上海。今年5月，上海金融业联合会发布的“2011上海金融景气指数”显示，上海金融业发展势头强劲，2006年到2010年指数年均复合增速是全国GDP平均增速的1.4倍。

　　2008年10月，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的组建，在国内率先将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的职责和经济委员会的内贸管理职责整合。备受关注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率先在上海等城市进行，在专家看来，这不仅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一步，也为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提供了契机。

　　肖林：应当看到，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有着很多独特的优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优势，上海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金融市场比较完备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金融市场无论是规模还是广度，在世界上都位居前列。此外，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纽约、伦敦等老牌国际金融中心受到了巨大冲击，全球金融中心版图正在调整之中。眼下，莫斯科、孟买、迪拜也相继提出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它们背后也包含着各国的战略部署，都由各自的国家力量来推动实现。

　　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这“两个中心”之间，有一种依存和协同发展的关系。发展航运金融，能够同时促进金融和航运“两个中心”建设。再如《意见》提到的开展离岸金融，既有助于发展港口贸易，同时又有助于吸引国际金融资本落户，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我的观点是，推进“两个中心”建设，不仅是上海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与国家整体的改革方略相关。在“四个中心”里，“两个中心”更多地涉及到国家层面的制度创新和改革开放，更多地需要国家支持。而《意见》所代表的正是来自国家层面的政策突破。

　　不仅如此，“四个中心”之间，都存在着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经济中心是基础、金融中心是核心、航运中心是保障、贸易中心是条件；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共同构成经济中心，其基本特征是集聚、辐射、示范。仅以《意见》提到的推进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为例，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突破口，同时也是扩大国际贸易、规避贸易风险的重要手段。因此，必须协同推进“四个中心”建设，注重经济、金融、航运与贸易中心之间的有机融合。

　　当前的上海，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后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形成的战略机遇，也面临着自身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关键期的考验。回眸《意见》的正式印发，这是国家层面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给予上海改革发展更新更高的战略定位。先行先试，示范带动，聚焦结构转型和创新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正在路上的上海，昂首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