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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述评（记者钮怿钱蓓）在建党90周年庆祝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对新形势下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方面危险的重要论述，在7月11日、12日召开的中共上海九届市委十五次全会的与会者中，引发了深深的共鸣和思考。尽管上半年多数经济数据显示，上海发展势头良好，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及各方面工作的负责人却在言谈中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如履薄冰”一词反复被他们用来形容自己的心态。

　　与会者们并未因上半年漂亮的经济运行数据而沾沾自喜；相反，一些隐忧被频频提出来剖析。

　　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9.2%，其中来自三产和二产的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增长31.7%和21.4%；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推动下，上海工业的增量多来自于质的提升，表明上海经济增长动力出现了积极变化。与此同时，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2%左右，各项保障水平稳步提高。

　　面对良好局面，市委委员、市经信委主任王坚却反复提醒要“重拾”2008年面对危机时的紧迫心态。王坚把“算盘”拨得干脆利落：国际形势对出口影响直接，出口增速再次放缓的现实不容回避；内需市场，房市车市已告别高速增长阶段；成本方面，原材料涨幅与成品价涨幅间存在的剪刀差，使企业面临利润下滑的威胁。针对这一系列考验，他提出“三个全心全意”：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全心全意抓项目，全心全意抓调整。他说：“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因为企业碰到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更难。”

　　企业之难，资金居首。为遏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而采取银根收紧策略，很有必要，但在微观层面，资金紧张对企业尤是中小企业势必带来巨大压力。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杨晓渡对非公企业保持着密切关注，他说：“对于不适应上海发展需求的企业，应当尊重市场规律，允许优胜劣汰；但也要避免富有潜力的、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因短期的资金问题而受伤。”

　　市委候补委员、浦发银行党委书记吉晓辉坦言，中小企业是受银根收紧效应影响最厉害的；为明年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未雨绸缪，应当加快制度设计上的创新，目前浙江的宁波和温台地区已经就融资展开新的探索。他说：“创新驱动，不是简单地讲技术创新，更多的是制度创新。”市委委员、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戴海波同样寄望于依靠制度创新实现突破：“在功能创新方面，上海走在前端，但在融资租赁方面——尽管出台政策最早，但相比天津略显力度不足，需要进一步形成制度性操作流程，切实加快步子。”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十二五”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是此次全会的一个重要共识。因为面对人口数量、结构和分布的巨变，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出现了种种不适应。

　　数据显示，上海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300万，而“2000万”这个关口被突破，原本预计将发生在2020年；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的比重每年以将近10%的速度递增，目前已经占到全市总人口的39%。“十二五”期间，公共服务如何更多地惠及常住外来人口，是巩固执政基础的重要课题，是坚持党的宗旨的重大课题，也是促进社会和谐、保持社会稳定的重大课题，必须从政治上，并着眼于长远，认识其重要性。

　　把这一战略思路落实体现到具体操作中，极大地考验着基层政府的行政智慧，尤其是外来人口密度较高的郊区和城郊结合部。市委委员、嘉定区委书记金建忠用“人口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来形容嘉定的现状。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外来人口数量已占总人口一半之外，外来人口中学龄少年儿童和老年人数量激增，对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战。

　　外来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放大了郊区和城郊结合部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缺陷：一方面，在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人口导入过程中，公共服务资源并未随之转移，以致公共服务水平与人口规模不相适应；另一方面，本来对应于农村的镇、村管理模式与郊区日益城市化的现实不相适应。管理体制调整、公共设施配套、公共服务均滞后于城市化进程的结果，是城市负担在郊区沉淀、矛盾在郊区聚集。

　　过渡时期要有创新的精神，要拿出管用的办法。这是不少区县领导的共识。他们提出，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管理问题，要“尊重基层首创精神”。

　　在嘉定，始于真新街道的“大联勤”机制给了区委、区政府启示。2009年底开始，真新街道试行城市综合管理联勤模式，由各个有执法权限的部门联合组建的联勤大队一起培训、一起出勤、一起行动，24小时开展街面巡查；各类城市管理问题，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现场处置。金建忠概括其效果：“发现问题早，处置能提前，对抗性矛盾明显下降。”目前，这一模式已推广到嘉定全区。

　　拿出创新的精神，拿出管用的办法，是每个党员和干部面对“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应当作出的回答。联系到上海发生的一些城市运行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件，会场之中，对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深刻认识被一次又一次提及。透过这些直面现实的言谈，透过这种正视问题的姿态，我们看到了“盛世思危”的执政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