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磊

　　读完俄罗斯学者安娜·萨基扬茨所著的三大卷《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上、中、下)》，我深深地出了一口气，恍然走过了一番隔世之旅。这是一位被压抑得太久的诗人，和一部同样被压抑得太久的传记作品。尽管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茨维塔耶娃的诗并不远。安娜·萨基扬茨从小就喜欢茨维塔耶娃的作品，而为了本书她三易其稿，前后写了共二十年之久，可以说是她毕生的研究成果了。

　　纯粹到极致的诗人

　　茨维塔耶娃的一生一直是在贫困、孤独与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她出身艺术世家，父亲是艺术史的教授，母亲是钢琴家。和很多俄罗斯上流社会的家庭一样，茨维塔耶娃是在艺术熏陶中长大的，她的丈夫谢尔盖·艾伏隆极富艺术气质和政治热情，但在生活中却十分的不靠谱。他并不善于赚钱养家，而是四处参加政治活动，长期不着家。艾伏隆以前参加过白军，当十月革命来临时，他们一家人被迫流亡欧洲。先是德国、捷克，然后是法国。茨维塔耶娃只能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辗转于冰冷的公寓，从城市搬到城镇，再搬到乡村。每搬一次家，她都要饱受摧残。

　　茨维塔耶娃是那种真正追求内心生活的人，是一位纯粹到极致的诗人。尽管在当时写诗能够赚到稿费，但在侨民文学界，懂俄语的人并不多，出版界和文学圈子被一些大佬级的人物把持着，太过独立的茨维塔耶娃不善交际，她的作品本身与侨民文学界格格不入。茨维塔耶娃的作品节奏铿锵，意象奇诡，充满了大量的破折号、问号、惊叹号和省略号。如果说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在主流文学界的眼中是让人读一句颠簸一下的话，那么茨维塔耶娃的诗在他们看来就是磕磕绊绊，疙疙瘩瘩，难以给人丝毫的痛快。侨民界在表示了最初的欢迎以后，便觉得她的诗歌“内容似乎是我们的，而声音却是他们的”，认为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开始对她予以排斥。

　　萨基扬茨在书中写道，茨维塔耶娃一直处于一种流浪的状态，而流浪中的她头上似乎一直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她走到哪里，苦难就追着她到了哪里。而她的名字，似乎就是俄罗斯漫长的国境线。

　　诗歌是最后的诱惑

　　茨维塔耶娃早期的诗歌着眼于抒情，她的阅读范围集中在海涅、歌德和莎士比亚，她的诗中充满了阳光、草原的描绘以及对爱情、生命和死亡的思考。同时，她还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随笔和剧本。在国外漂泊得久了，她在诗歌中表现出了日常生活与生存意识之间的矛盾，她的诗散发出令人寒冷、麻木、绝望、窒息，甚至“越来越难以生存”的感情。诗人是应该生活在理想中的，但是茨维塔耶娃脚下的土地一次又一次把她拉回到现实的深渊中。

　　如果说作为一个写作者可以强大到不怕孤独，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茨维塔耶娃很难不怕寂寞。寂寞一直像病魔一样侵蚀着她，在丈夫艾伏隆不知身在何处，自己又流亡在外国的日子里，她唯一的安慰就只剩下诗歌艺术了。而艺术又是精神上的鸦片，用迷恋诗歌的方式来排遣寂寞无异于饮鸩止渴。茨维塔耶娃只能不断地参加文学活动，参加聚会、朗诵，与同行们通信。她把所写的每一句话都当作诗来写，包括那些应景的文章和私人的通信。

　　茨维塔耶娃认为:“诗歌——是善恶之外的第三种国王，就像远离科学一样，也远离教堂。诗歌——是大地上最后的诱惑(通常说，是艺术的诱惑)，是她最为美丽的肉体。因此，我们所有的诗人都将受到谴责。”而她的一生就像自己说的那样，远离科技和教堂，只是亲近诱惑，最终，她还是被现实生活的痛苦所谴责了。

　　写诗犹如打零工

　　如果用当代人的眼光来看，茨维塔耶娃致命的问题在于她的“穷”。自古以来，诗人的穷是出了名的，但女诗人的“穷”却并不多见，因为在过去，她们完全可以靠婚姻过上安稳的生活。从世俗的角度讲，我们也可以说茨维塔耶娃嫁错了人。

　　然而，贫穷的茨维塔耶娃选择的是纯文学的“自由撰稿人”。尽管她成名甚早，但还要四处求着报刊不要删节她的稿件来多赚取一点稿费，甚至还要走一些“关系”，请求普宁这样的大腕儿给编辑部写信来为她交涉，并且通过朋友们捧场的方式四处推销她朗诵会的门票。生活使得她不得不把时间花在哄孩子和家务劳动上，此时的写诗发表已经变得和打零工一样了。这种时候，她的心中还充满着恋情，盼望着“不曾有过的，未来将要出现的奇迹”。

　　女人需要家庭的温暖，但是家庭带给茨维塔耶娃的只有更多的辛劳。作为欧亚主义分子的艾伏隆终于走上他的“革命道路”，他去做了特工。而女儿毕业后同样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和茨维塔耶娃一起打零工，她还有更小的孩子要上学。就在女诗人已经快被生活逼疯了的时候，纳粹德国已经占领了捷克，马上就要攻破他们寄居的法国。寄人篱下的家也要被破坏了，在这种情况下，茨维塔耶娃被迫踏上了回乡之路。然而，等待她的却是足以使她上吊的灾祸。丈夫和女儿很快被抓并且判刑，而她这样不会应景的诗人，最后被逼迫得要去作协谋求一份洗碗工的工作。可是，就是这样的工作请求也被拒绝了，她只能把自己挂在了一户人家棚子里的横梁上。她在遗书中写道:“不要活埋我，检查仔细点。”整部传记在这个时候结束，令人心酸不已。

　　似乎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这样对中国的文学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在那个弘扬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时代，茨维塔耶娃是不知名的，在1992年，已经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布罗茨基称茨维塔耶娃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诗人，这使得她声名鹊起。而在中国，人们为她的天才感到震惊，同时也为她的悲惨命运而叹息。

　　在这个诗歌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代，一个几十年前死去的俄罗斯诗人仍旧被我们记得，她的三卷本的传记仍旧被翻译出版，这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因此，这部传记的篇幅应该不会吓退读者，反而会让读者享受一次充实的精神之旅。